本文摘自《清朝秘书政治》，眭达明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

　　 乾隆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煞费苦心地让尹壮图做反面教员，想通过他的现身说法来维持太平盛世局面，让臣民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以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全都枉费了心机。所以最后显示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乾隆戏弄了尹壮图，还是尹壮图戏弄了乾隆，或者双方都被对方所戏弄，真的难以下结论。

　　 尹壮图是乾隆后期一个普通的内阁学士。在秘书岗位上，他虽然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十年时间，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成绩，也没有写过公文名篇，在秘书理论上更没有新的建树，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上了一道建议取消“议罪银”的奏折后，受到乾隆皇帝百般刁难和肆意戏弄，最后不得不昧着良心说假话，不得不连篇累牍写假报告才得到解脱。即使如此，他后来还是背了一个很重的处分。尹壮图的这段奇特经历，不仅在当时而且到如今都发人深省，应当引起后人高度重视。

　　一、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进士。三十九年（1774）五月，由礼部主事升任郎中。当年十一月，考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四十二年（1777），转京畿道御史。接下来的三年里，尹壮图又有三次职务升迁，直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担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1790）受到乾隆戏弄之后，他一气之下辞职走人。乾隆死后，尹壮图的冤案虽然得到平反，也被召回北京“另候擢用”，但对仕途早已心灰意冷的他谢绝了新皇帝的好意，重新回到老家开馆授徒，再也没有出来工作。

　　 尹壮图担任的内阁学士俗称阁学，是内阁大学士属下的一名高级官员。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定内三院官制时，共设学士五人。内三院改为内阁后，仍设学士，定编制为满学士六人，汉学士四人。清初，内阁学士的品级曾有升降，至雍正八年（1730）始定为从二品。内阁满学士掌奏本章，凡御门听政时进折本，朝审、秋审时奏各省勾到人犯等；汉学士掌批题本之汉字谕旨。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前，内阁学士均兼礼部侍郎衔，并由钦命满、汉各一人掌稽察中书科事（中书科是内阁主要秘书部门），或命于修书各馆兼副总裁、总纂等官。

　　 内阁学士不仅负责文书办理工作，而且经常参与公文起草。如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晚上福临染上天花后，病势发展很快。初六日深夜，预感快要不行的他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内阁学士麻勒吉进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大意。第二天，他们两人就把皇帝的遗诏赶写出来了。当天晚上，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福临便与世长辞了。福临逝世后，麻勒吉又与侍卫贾卜嘉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诸王贝勒”。（《清史稿·麻勒吉传》）遗诏立八岁的皇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是为康熙帝。

　　 离开御史岗位十多年，早已不负言职，如今整日与公文打交道的尹壮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什么突然呈上取消“议罪银”的建议书？原来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丁忧回了云南老家，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去一返万余里，从北到南又从西到东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沿途接触到的人，无不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看到的景象，根本不是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繁荣富庶，而各级政府报上来的钱粮库存，更是十有八九是假的。尹壮图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它不仅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而且目前许多地方出现的巨额钱粮亏空，都与“议罪银”制度有关，必须尽快将其废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皇帝的近臣，他觉得有责任有义务向皇帝反映这些耳闻目睹的情况，以便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

　　 很显然，尹壮图这次上疏，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吃饱了撑的无事找事，而是完全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尹壮图想通过此次上疏，博得皇帝的好感和欣赏。如果真有这层意思，那也非常正常。

　　 可是，乾隆却把尹壮图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或说尹壮图的热脸，最终却贴到了乾隆的冷屁股上。

　　 为了免受蒙蔽和欺骗，古代许多皇帝包括当代的一些高层领导，不是都希望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能将他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如实向自己报告吗？有的甚至定期或不定期派秘书下基层蹲点调查，搜集和掌握第一手材料。可是乾隆究竟怎么了？不仅听不进尹壮图主动送上门来的大实话，而且像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样，对他进行百般刁难和戏弄。这究竟为什么呢？

　　 要说清其中原因，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

　　二、皇帝只能邀誉不能受责

　　 乾隆五十五年（1790）尹壮图所上奏折，《乾隆实录》记载得颇为详细，《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也都有摘录，其中《清史列传》是这样写的：

　　 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加之罢斥，罚银数万两充公，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罚银若干万两者。在桀骜之督抚，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望属员之佽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请永停罚银之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

　　 翻译成白话，意思是说：

　　 各省督抚大员犯了过失之后，承蒙皇恩浩荡，不革去他们的官职，只罚若干万两银子，以示惩罚，也有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白银的。对于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合理借口，从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大饱私囊。而那些清廉的官员，也不得不曲意讨好下属，以便出事时能够得到他们的资助，下属日后出现府库亏空大案，自然就会千方百计包庇袒护他们。所以罚银制度虽然严厉，却不但不能让官员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容易让他们滋生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做法。这些人如果才识平庸，或者就地免职，或者调任京官，不能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这道奏折虽然揭了各省督抚的老底，指出了“议罪银”制度的严重危害性，但纵观尹壮图的进谏，所谈虽然句句是实，却远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然而就是这么一篇泛泛而论的疏文，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高官大吏中的贪墨之徒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所以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予以“敲打”。他认为最好的“敲打”方法，就是罚款抵过。让臣下自愿缴纳巨额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可以增加“计划外”收入，弥补国库空虚，满足自己挥金如土、挥霍奢靡的欲望，还能保护一大批“犯了错误”的高级干部，让他们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清政权服务，真可谓一石数鸟，妙不可言！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如果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从此停止罚款，不仅会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要皇帝认错，这对背负了沉重治绩包袱，三个月前又刚刚办过八十大寿庆典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的。强烈的自尊心，加上晚年的自负，使得乾隆十分顾忌自己的完美形象，所以他只能邀誉，而不能半点受责。

　　 乾隆一心要保护干部，，维护自己的“英主”形象，尹壮图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识时务地对这一制度提出异议，乾隆当然很不高兴，皇帝一不高兴，臣子自然要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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