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1887-1957）是我国近现代学问淹博的著名国学大师。他虽身逢乱世，却秉承家学，矢志不改，不离典训，著作等身，以自己一生的心力为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基博作为近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学者，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著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正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清末民初，是一个社

会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文学史上由古典转入现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转折时期。本书所谈的，“起于王运，终于胡适之”，以近代文学为主，兼顾进入二十世纪后的所谓“旧文学”。断代文学史以这一

时期文学作为内容的，本书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此前的同类著作尚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近三十年中国之文学》等。但它们的篇幅都

较小，评述也颇为简略。钱基博立足近代，上溯明清，下探民国，正本溯源，以阔大的学术视野为这部断代文学史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史学价值。同时，作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界代表人物的时代背景、思

想根源等也有深层次的挖掘。
　　《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在于谈近代作家的创作时，十分注重他们与古典文学的传承关系。如谈王运，归在“魏晋文”的名目下；谈樊增祥与易顺鼎，归于“中晚唐诗”；谈陈三立与郑

孝胥，则归入“宋诗”。本书作者将当时的文学分为二类：一为古文学，以王运、章太炎、刘师培、陈衍、王国维、吴梅等为代表；一为新文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胡适等为代表。

全书体例与史书中的《儒林传》相仿佛，在人即为传记，在书即为叙录，文献丰富，网罗广博，时有一些文坛掌故穿插于中。与其他几部专史为新文学张目不同，钱著叙述旧文学则较为详尽，立论对旧

文学也多有回护。
　　传统中国的“文”或“文章”，不只具有审美价值，更牵涉政治、学术、人生等。离开了确定的时代氛围与作者生平，散文研究很难做深入的探讨。在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以专章的形

式为每一个值得在历史上留名的作者记录下了第一手的研究信息，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到师承，既标明了每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又解读了作家创作的源流和创新之处。钱基博将自己的心血之作

命名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却不限于对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而是广泛涉及作家的交游、行止、论争及参与时事的情况，往往对于同一事件的双方，都能从论述两方的不同单章中运用各自的角度加以

析理，从而更加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的史料。
　　本书的第二个特色，正如钱基博以现代的学术观点品评近代作品，在强调作品承继古代文化精粹的同时，也能以现代理性态度看待这些作品在近代文学的现代转型中的尴尬与失落。他在增订序言中

说：“此次增订，有郑重申叙，而为原书所未及者三事：第一、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

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第二、桐城古文，久王而厌，自清末以逮民国初元，所谓桐城文者，皆承吴汝纶以衍湘乡曾文正公之一脉，暗以汉帜易赵帜，久矣；惟姚永概

、永朴兄弟，恪守邑先正之法，载其清静，而能止节淫滥耳。第三、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则是桐城之文，在清末虽久王而厌，而桐城之诗，在民初颇极盛难继也。此三事，自

来未经人道，特拈出之。”以钱基博为代表的批评流派，他们承袭清末李慈铭的批评，但认识已有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新与旧的对立和交叉。他们承认“一代有一代之文”，不再一味为“旧

文学”辩护；也不同意“新文学”干将们全面西化的激进主张。
　　在钱基博看来，近代社会，亦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物质在于转变，在于西学东渐。如何看待这汹涌而来的西学浪潮，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风气极速异化的时代，确立自己的创作和评判原则，则是

判断一个近代作者历史地位的重要标准。一味守旧、视西洋学术如洪水猛兽固然不对，全盘西化也无异于削足适履，只是冲动地自乱阵脚而已。这种看似折衷的学术观点在当时轰轰隆隆的新旧文学斗争

中，无疑是一种两头不讨好的做法。而这也正是钱基博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一直遵循的秉心直言的学术规范。所以，在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钱基博不仅以专章形式分别论及清末民初的新、旧两

派文学及其代表人物，在对每一个历史人物的叙事中也注意到了新、旧两方面的融合。以林纾为例，一方面，钱基博着力肯定了林纾在古文创作中为发展桐城文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当清之季，士大

夫言文章者，必以纾为师法。”“号为能绍述桐城家言者”。又能不执于言，详细剖析林纾一生创作风格的变迁，并结合时政，述清源流脉络，从而得出“晚年昵于马其昶、姚永概，遂为桐城护法；昵

于陈宝箴、郑孝胥，遂助西江张目”的结论，明确指出林纾在文学主张上多受人事影响的特点，进而将林纾与真正的桐城家区别开来。这一叙述不但澄清了这一段历史中纷繁复杂的文论之争，使林纾的

文学史身份得以明确，同时，明确提出林纾与章炳麟、胡适之争一蹶再蹶，其根源正在于“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抱残守缺，不思新进，从而被时代新风的车轮远远抛下，正是犯下了钱基

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绪言中所指的“执古”的错误。钱基博本人也同样倾心于古文的创作与教学，然而正是他“顺应为用，阐变方今”的学术理念使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

在立论上多了一份客观理性。
　　第三，在钱基博手中，中国近代散文的研究范式基本得以建立。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纯文学”观念的引进，作为“杂文学”的“散文”，由中心文类一转而为边缘文类。清末民初的文白之争，吸

引了众多读者及专门家的注意力；而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文体变革”中，落败一方的古文，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却也同时面临着无人理会的尴尬境地。而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恰恰正是以

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的论述最为精彩。在作品中，钱基博既强调“历史感”，又力求突出“问题意识”，在理清“旧文学”在近代时期异变的过程的同时，也能抓住其中一些重点问题，如桐城文脉的转

变等，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来构建近代“旧文学”的发展脉络。钱基博以散文为中心建立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指向并达成了“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这也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其它一些仅仅突

出史学特色的文学史拉开了差距，它的理论研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可以说，钱基博在这一时候逆潮流而动，选择以近代“旧文学”尤其是近代散文为中心，一方面是其深厚的国学修养使之对传统散文艺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代宿儒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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