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读书为己，探颐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尔岐；啸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山；艰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容；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召。

王锡阐、傅山、吴任臣、朱彝尊等人都是当时一流学者，至今犹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顾炎武在这篇《广师论》中，以人之长，校己之短的谦抑态度，迥然有别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文人相轻”的恶习，而表现出一种“文人相亲”的气度。这就无怪乎晚清时人陈康祺把此文引入其所著《郎潜纪闻》卷八，并按其事而感叹云：“今乡里晚学，粗识径途，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尽矣！”这段话应称确评。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干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干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的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不过他对徐氏弟兄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小外甥徐元文是顺治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人品口碑尚好，所以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是顾炎武的一生抱负，期望小外甥能深体此意。但对大外甥徐干学则疏远得很，甚至很有点鄙弃之意。徐干学是康熙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藏书甚富，有《传是楼书目》行世，名气比元文为大，但人品欠佳，热衷利禄，阿谀权贵。在清人杂着中时有所记。干嘉时学者姚元之在其所著《竹叶亭杂记》卷四中曾记有徐干学以家刻本《通志堂经解》，署权臣明珠之子纳兰成德（——作纳兰性德字容若）之名行世一事。记云：

《通志堂经解》，纳兰成德容若校刊。实则昆山徐健庵家刊本也。高庙有“成德借名，徐干学逢迎权贵”之旨。成为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经解之书，荟而付梓，镌成名，携版赠之，序中绝不一语及徐氏也。

此段文字简短而有深意，容若一代词宗，竟然坐受虚谀，自污清名；健庵得“携”、“赠”二字及序中不及徐氏一语之讥评，足见巧宦便佞；乾隆不失察察，直揭其隐，别有雅趣；元之秉笔直书，不愧桐城名笔；丑闻既达天听，群僚焉得无闻；徐干学如此行径，无怪舅氏不齿其人。

乾隆时诗人董潮有记耳目见闻之书《东皋杂钞》，曾记及徐干学罢官后急乞召还之丑态云：

昆山徐健庵司寇归田后，重谋起故官。事已效，俟诏命至即行，计重阳前数日必到。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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