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一位影响颇大的启蒙思想家，其著述甚丰。但似乎没有系统谈其哲学思想的著作。虽如此，不能认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评介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著作已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笔者在整理胡适遗稿及其秘藏书信时，发现有梁任公1918年写赠给徐志摩的一篇系统谈其心性论的读书笔记，共十六开十页，装裱成一册，其字挺拔而俊逸，况任公写字总是纸精墨好，所以极有欣赏价值。而我注重的尤在内容。这篇文字题名为《饮冰室读书记》,如今收在我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
   这篇读书记，很系统很深刻地论述了任公对于人性的看法，且颇能将古代儒家心性学说与佛学与西方思想家做一些比较，所以是一篇很难得的哲学著作。

《中庸》讲“尽人性”，任公说“曷为而能尽人性？则人人各自圆满发挥其本能是已”。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有心知，故能观照万物，认识万物，使“万物皆备与于我”。人能尽其性，始能“万物皆备于我”。如何能尽其性？在“至诚”。惟诚而能致万物。怎样叫做诚？任公引陆九渊的话说，“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信得自己过，直接承当一切，始有用力处。”任公并解释说，陆氏此言与欧洲学者之“自我觉悟，自我获得”其义同。而所谓“自我觉悟，自我获得”即是实现自我之价值。梁氏并认为佛教中所谓“佛即我，我即佛”，佛性即在众生中，即在我心中，亦同此义。

任公在解释“万物皆备于我”时，明显表现出他的唯心主义倾向。他说，为什么不说“我备于万物”？或“万物备于天”？而独云“万物皆备于我”？他说“宇宙万有之现象，皆由我识想分别而得名；苟无我，则天与万物且不成安立也。”这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因我而得名，因我而成其安立序列。若无我，还成何世界？接着他片面地解释笛卡儿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他认为笛氏之意是世界万物之究竟存在与否皆不能无疑，惟“我”之存在确定无疑。“若疑我不存，则能疑之主体既已先亡矣”。又说“万物皆我心体中所函之象，而我之心体则超乎此七尺恒干（指躯干──引者）之上（此恒干亦万物之一也──原注），与万物为一体，与天为一体。因其为我意识所体认，则名之曰我。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也。”这是把笛卡儿的命题与孟子等儒家思想所等同看待了。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笛卡儿是竭力走出经院哲学的近代哲学家，他不求助于神或其他先验的教条。他要自己确定，究竟有什么东西是确切无疑地存在着的。古代哲学家讲神如何，讲宇宙如何，都是难以证明的，因而也就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们所闻、所见、所感的外界各种事物，也不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正难以确定，所以也很难加以证明。但笛卡儿说，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我思故我在”。这是最确定无疑的事实。他把这称之为他的第一哲学原理。他正是从这个所谓第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他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说，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正是笛卡儿把思维同神学分开，使它成为一切知识的新基础。因此，黑格尔称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但笛卡尔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认为除了能思维的心灵这一“实体”之外，还有物质的实体存在，而作为这两种实体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则是最完满的实体。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是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二元论；而后者是一种古代浑朴的“天人合一”论，即未加证明即无条件地承认主观与客观本质上是同一的。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西方哲学虽有所了解，但远不是很深切的。他和许多近现代中国学者一样，不能免掉一种习尚：即在有所论述时，往往乐于引证西方同道，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其实，他们的着眼点与立论宗旨，并不相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意在首先确立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以便建立他的知识基础，是为了知识上的需要。中国儒家学者的“万物皆备于我”，或“天人合一”，是要建立一种广义的道德基础，心性修养论，尽量的扩大胸怀，包容一切。实质上潜藏着非理性和排斥认知的倾向。这正是中西思想家的一大不同点。梁启超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于提倡知识，提倡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思想不够深入。亦正因此，他未能识别出古代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家的绝大不同。后来，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采取了二元的态度，即要求读书人读先哲的书，既要做冷静的研究功夫，又要做涵养人格的功夫。真正走出儒家心性修养论的巢臼，一任理性的思考，建立中国近代知识基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尤以胡适为主要代表。但中国的社会机制和动荡的时局，未能造就出真正沉潜于冷静思考的伟大哲学家，只有半吊子的思想家和半吊子的哲学家。后者嘲笑前者不懂哲学，而后者自己的所谓哲学，不过是围着其老师们的几个观念打转，绝少哲学上的真实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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