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南北朝时期，四川就是中国佛教南北两大系统的接触点。南朝重义理，多习经论；北朝重修行，多习禅定。四川处于南北之间，归属多次变化，时南时北，这就使四川佛教兼具南北。就禅学而言，四川也是重要的传布区域。晋宋之际，北方高僧有凉州护贤，住广汉阎兴寺；高昌法绪，入蜀行头陀行；僧伽难陀、昙摩密多皆取蜀道去金陵；稍后入蜀的尚有智猛、玄畅、僧隐、昙弘、慧览、法成、道法等。他们中虽有亦讲《律》、《法华》、《维摩》、《宝积》等大乘法典，但主要是向蜀地传入了北方的禅法。东晋时四川习禅的有僧生，刘宋时有普桓、法期等。以后延绵不绝，到北周时，更有广汉僧渊、绵竹法进、青城香闍黎、多宝寺犹禅师等，皆以禅学禅修闻名于世。当然，这时的禅学，仍是印度佛教传统的禅学，而非中国禅宗之学。

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来中国传授禅法，经百余年的辗转发展，到盛唐慧能时形成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盛唐时中国佛学鼎盛，天台、三论、唯识、华严、净土、密宗皆盛极一时。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旗帜的禅宗，在学术思想极为浓厚的时代确立和发展并非易事，禅宗四祖道行、五祖弘忍的“东山之学”，虽在国内取得了崇高的声誉，在当时尚不能与玄奘的唯识，法藏的华严二宗相比，也不及当时的天台。禅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武则天中期到唐武宗会昌五年（846年）约一百五十年的时期中逐步壮大的。而在其间，四川作为禅宗的重要阵地，又产生出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禅宗的发展。禅宗在唐末取代佛教其他宗派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没有四川在地域和人物上的特殊贡献，将是难以想象的。

圭峰宗密禅师（780~841年）在其《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介绍了当时国内的十大禅修派别，这十家是：洪州、荷泽、北秀、南诜、牛头、石头、保唐、宣什、稠那。其中天台和稠那不属禅宗，在余下的八家中，“洪州”系指由四川僧人马祖道一开创的，并在后来成为禅宗主流的一大宗派；“南诜”是指五祖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与六祖慧能齐名的资州德纯寺智诜；“保唐”为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宣什”系指在四川果州、阆州传布的，也是五祖弘忍下的一大禅修派别；“荷泽”在当时就是以圭峰宗密禅师为代表，宗密也是蜀人。这样，在当时禅宗的八家中，四川就占了五家，力量是最雄厚的。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不休，其惨烈程度，为西晋永嘉以来所未曾有。王建据蜀称帝，划地自守，四川得到相对的安宁，基本上保持了唐代以来的承平。王建重文饰，对佛教极为礼敬，使四川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宋代四川禅宗的全盛奠定了基础。贯休禅师入蜀，王建为之建龙华寺，赐号“禅月大师”，并赐邑三千户。彭州大随法真禅师（834~919年）是唐末五代最著名的禅师之一，被尊为“西川古佛”，王建曾多次礼请他到成都传法，他不去，王建赐号他为“神照大师”。

五代宋初，云门宗的第一代传人香林澄远禅师（908~987年）归蜀，居灌州水晶宫和青城香林院，传法达四十年，为北宋云门宗中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纵观四川禅宗史，由唐到清，先形成了五大禅宗派系，一是唐代智诜——无住禅系；二是宋代昭觉寺圆悟克勤禅系；三是明代中期的天成绍琦禅系；四是明末清初的吹万聚云禅系；五是开创于明末清初，并传衍至今的双桂破山禅系。

智诜——无住禅系虽在《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上略有涉及，但语焉不详。清末在敦煌发现唐代手写本的《历代法宝记》后，这一禅系的历史才大白于天下。据该书记载，达摩禅师的袈裟作为传法信物，经六代相传，传到祖慧能时，被武则天索取，赐与智诜（609~702年）。智诜归蜀，住资州德纯寺三十余年，将达摩袈裟传与处寂（665~732年）（即著名的唐和尚，为马祖之师），处寂传成都净众寺无相禅师（684~762年）（即著名的金和尚，为新罗王子），无相传成都保唐寺无住禅师（714~774年）。《历代法宝记》成书于无住禅师去世之年，对这一禅系记载较祥，是研究唐代四川禅宗的重要史料。

成都昭觉寺圆司勤禅师（1063~1135年）是宋代禅宗巨匠，是中国禅学烂熟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经历了南北两宋，足迹遍黄河长江，弟子满天下。建炎初年（1127年）宋高宗南逃扬州，他惶中不记诏克勤问法，并赐号“圆司禅师”。克勤曾两次住锡成都昭觉寺，并在昭觉寺圆寂，其墓至今犹在，并被尊为禅宗的“祖庭”。克勤弟子一部分留居四川传法，使四川成为南宋时重要的禅宗阵地；部分弟子居于江浙，如灵隐慧远、华藏安民及再传弟子别峰宝印、无准师范等川籍僧人，均为当时禅宗领袖。

宋元之间，四川成为重要战场，为南宋和蒙古军队反复争夺达四十余年，四川有史以来所未曾有，致使巴蜀风物文化百余年间难以恢复。直到明朝中前期，楚山绍琦禅师（1404~1473年）四川传法，才使四川禅宗有所恢复。绍奇是唐安人（今崇州），四十岁时于无际明悟禅师（安岳人，明英宗教封为“宗师”，后又尊为“国师”）处得法，在省外传法多年，名振禅林。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由庐山回成都，住龙泉天成寺（今古经寺）。十余年间，十方学禅者归之如云，使四川禅宗出现了南宋后从未有过的兴盛局面。其著名弟子有济川洪、海珠意、大悲智中等八人，都居蜀地传法。特别是智中禅师长住松藩大悲寺，“时番夷叛服无常，师居边抚化，番夷莫不投服”。他对增进汉藏民族的兄弟感情，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被明英宗封为国师。

吹万广真禅师（1582~1639年）是四川宜宾人，三十四岁时得法于同乡明月联池禅师，以后游历闽粤，并一度在湖南传法。回川后开法于忠州聚云寺和夔州兴龙寺。吹万聚云禅系是当时国内唯一以南宗大慧宗杲禅师（克勤首座弟子）继承人自居的禅宗派别，经铁壁慧机、铁眉慧丽、三山灯来、普陀性统三四代的传承，这一禅系不仅在四川，而且在江浙也颇具阵容。正如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说：“其视密云（密云圆悟禅师，为明末禅宗领袖），骎骎乎如大理南诏，与唐宋分疆而治矣。”

较吹万聚云禅系稍后兴起的是双桂破山禅系，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年）是西南佛教三百多年来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先后曾参憨山、博山、闻谷、雪峤、湛然和密云圆悟等著名禅师，同为湛然（曹洞宗）和密云（临济宗）的得法弟子。明末江南禅宗虽号“中兴”，但各派系中矛盾重重，势同水火，破山不安其处，于崇祯五年（1632年）回蜀，十二年间住持川东大庙八处。但四川自甲申（1644年）以来兵祸连绵，破山备尝险阻，先避乱于石柱，依附名将秦良玉，后又混迹于乱军中多年。清顺治十年（1654年），蜀内稍安，破山方得在梁平建双桂堂。不久，“双桂道风，大振遐尔”。破山又派其弟子“分化四方”。破山在四川传法三十五年，得法弟子多达八十八人，分别住持川、滇、黔各大寺庙，传授更及陕、甘、湘、鄂数省。如其著名弟子丈雪通醉先后在汉中、遵义传法，并重建成都昭觉寺，淡竹行密重建成都草堂寺，圣可德玉创建重庆华岩寺，啸宗印密重建新都宝光寺，圣水可拙重建内江圣水寺，再传弟子慈笃海月重建成都文殊院……破山传法即广，后世弟子又竞相传法，百余年间，双桂禅系遍及西南三省，并形成垄断局面，构成近现代西南汉地佛教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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