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及诸子的关系时，议论道“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义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从以上我们所分析的兵家与儒道法三家的关系，可与之相互应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史上，尽管学派林立，内容与风格也迥然有别，但却掩饰不住这种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兼容。各种学说间彼此区别又相互赞同，既相互反对又相互印证，最终达到另一层面上的融合；这也许正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格。”[1]

    在先秦典籍中，兵家思想不但与诸子及其他各家相互渗透、交融，而且错综交错，综观中国古代兵家的兵法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始终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流派体系，诸家思想相互滋润、影响，共同形成了多元的、生动活泼的大文化体系。

    从兵家思想体系及“兵”意识的层面上来进行探讨，其基本成分应该是包括儒、道、法三家的思想源流，从不同方面和层次上丰富、限制着“兵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如果从另一方面来分析,兵家的缘起并非是无源之水,正是先秦几大思想流派思想的融通构筑了兵家的新的体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兵家思想理论的核心仍然是“中庸”之道。

    儒家的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将帅的主体素质以及士卒的管理与教育都渗入到“兵家”哲学之中，因此，儒家的中庸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兵家的各个领域。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的性格所制约，无论其重权谋讲权变、因形用权，因时造势，还是推崇阴阳刑德、机巧器械，都无非是其外化表征而已。所谓“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2]先秦兵家思想的本质是既注重战争的“仁义”是取得胜利的前提，又将誓死效忠君王的封建道德框架作为将帅最为核心的主体意识与素质；既强调“兵不厌诈”、示形造势等兵家权谋诡诈的谋略之道，又兼顾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将德的主体素质，提倡“刚健自强”奋斗不息之强韧精神。因此，比较兵家从先秦诸家中所汲取思想给养的比例，从儒家中所汲取的精神元素在其思想体系中要占有相当多的比例，也享有十分高崇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兵家”的本质没有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其症结就在于此。

    正如《中庸》中所指出的“和而不同”，融合代表的是相互的渗透与包容，并非是抹杀和泯灭自家学派的特点。

    这种区别大而言之，是兵家“诡道”的特质；小而言之，即便相互汲取、共用的相同词汇，其内涵也有所变通和修正，甚至与原意大相径庭，具有了新的寓意。诸如儒家的核心“仁”偏重的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仁”既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又是作为君子的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一种重视内省，强调品性修养的概念。《论语》中所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正是这种修养的最为直接的写照。与儒家所提倡的这种“仁”相比较，兵家的仁显然来得更为实惠，换言之，也就是更加看得见、摸得着。这是因为先秦兵家看重的是“仁”的实际利益，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利害得失的概念。《孙子兵法·用间篇》“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武在这里所指斥的“不仁”，显然不是一个道德的范畴，而是在计算利益得失之间的差距。通篇所铺垫和计算的兴师所费之巨，无非在渲染因小失大的这种“不仁”之甚。将孙子的这番话，通俗地翻译过来，就是吝啬爵位、俸禄和金钱，不重用间谍，不能察知敌情，使得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战争丧失胜机，这种因小失大显然是极为不明智的，这是置国家、百姓的利益于不顾。细细研读《孙子兵法》，一个十分明显地感觉就是全书有着极强的数字概念，可以说是到处充溢着数。应该说，孙子所极力推崇的“计”，体现出的不仅是谋划，还有算计的意味。如果用通俗一点的比拟，这似乎是义与利的区别，涉及的分别是道德与经济两个领域，其使用范畴的区别与差异竟有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在分析运用先秦诸家思想，对于这些关节所在一定要十分关注，仔细分辨。

    我们认为，在先秦百家之间，有着学术思想在对峙冲突中走向兼容的倾向。这一是表现为诸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轻蔑；一是表现为诸家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他家的某些思想，来丰富自身。前者体现了诸子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反映出其“异质”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家间就有了“交流”的必要性。后者则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这种”同”的现实，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前者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后者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所以，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乃是在对峙这个基本前提下的融会。这一学术思潮演变的大趋势，决定了先秦诸家在军事思想方面同样有一个由“异”趋“同”的过程。

    从兵家思想体系及“兵”意识的层面上来进行探讨，其基本成分应该是包括儒、道、法三家的思想源流，从不同方面和层次上丰富、限制着“兵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兵家从儒家中所汲取的精神元素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和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兵家”的本质没有脱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就其根本而言，兵家是诡道与中庸的辩证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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