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仍，但却也为文人的自由提供了天然便利。许多优秀的化大家利用自己的笔，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文，让这个阶段成为了中国文化创新的又一个起始点。鲍照、庾信、谢眺、谢灵运等为代表的文学家，刘勰、钟嵘、司空图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家，还有以范晔为代表的史学家。范晔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史学家，他绝不是一个仅仅满足于创作了一本《后汉书》而驰名的文人，他也试图去做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可是书生一个，最终也被历史的洪流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笑柄。

在这个士庶两分的时代，范晔本身的士族身份多少为他的仕途加分不少。可天不遂人愿，母亲为妾，出产也不太顺利，母亲上厕所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出生，结果头碰到砖上，小名就起了“砖”字。伯父无子，过继给了伯父，然后刚好承袭了爵位，被封为武兴县五等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但地位并不高的人，却最终因为与自己可能并不相关的一件事情丧命，实在是划不来的事情，甚至可以讲，实在是有违文人操守的事情。

元嘉九年（432年）冬天，彭城王刘义康母亲王太妃去世。下葬当晚，刘义康召集同僚旧友料理丧事，在东府聚会，范晔与王深王广两兄弟到当时正作司徒府祭酒的弟弟范广渊那里饮酒，打开北窗，正遇刘家丧事挽歌，几个文人雅士竟以此玩乐，完全不顾人家丧亲感受，刘义康听闻，大怒，立刻降范晔为宣城太守。范晔抑郁不得志，于是开始进行历史研究，终于写成了自己的历史名作《后汉书》。这也算是因祸得福的事情了。

元嘉十五年（438年），任满的范晔调任刘义欣镇军长史，加封宁朔将军，傲慢的范晔这时似乎有些膨胀，嫡母去世他也以患病为由，好久才动身前往，去时还带着妾妓，这一行为立刻招致朝中御史中丞刘损的检举，所幸宋文帝欣赏才华，并未治他的罪。

其后，范晔一路高升，甚至连皇帝他也似乎并不买账。范晔不仅文采出众，而且音乐和书法也非同一般，他的琵琶演奏的很好，甚至还能创作新曲。宋文帝非常想听，一再暗示，范晔却装作不知，有一次，宋文帝宴请大臣，对范晔直接说：“我想听歌，请你为我弹琴。”范晔只得奉旨弹奏，但文帝歌曲一唱完，范晔就立刻停止弹奏，绝不肯多弹一曲。范晔作《和相方》，对一些同僚进行讥讪，更为同僚所不容。这些无疑都为他的死埋下了祸根。

元嘉十七年（440年），刘义康威权日重，为宋文帝所忌惮，遂以“合党连群，阴谋潜计”的罪名被解除了职务，贬为了江州刺史。刘义康就有了反叛的心思，于是四处笼络人才，范晔掌握禁军，负有盛名，成为其拉拢的对象。范晔终于禁不住，面对谋臣孔熙先的一再邀约和刘义康的频频道歉，终于同意了反叛朝廷。

一个文人，一个本来就有点自我膨胀的文人，就这样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在这其中，范晔已经完全沦为刘义康的文化符号，他为刘义康起草了政变宣言，还以刘义康的名义作书给徐湛之，勉励各部“同心协力，族灭奸党，争为创业元勋，再创宋朝”。完全忘记了宋文帝对自己的赏识以及刘义康曾经对自己的伤害。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做了一个告密者，他告诉宋文帝范晔是政变的主谋，宋文帝也不再客气，立刻诏书“马上逮捕，依法穷诘”，当夜文帝就诏朝臣会聚东阁，质问范晔为何谋反，仓皇之间，范晔竟矢口否认，最终见证据确凿，只好承认，并表示“有负于国，罪行深重，愿被处死”。为了知晓告密者的范晔要求换监狱，最终得知告密者为徐湛之，心情非常复杂。于是作诗一首：“在生已可知，来缘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

被关监狱之中，范晔开始以为立刻就要被处死，后又以为有希望得救，连拉他下水的孔熙先都嘲笑他怕死，范晔只连连感喟：“可惜！满腹经纶，葬身此地。”

赴刑场的范晔与谢综一路倒也可算谈笑风声，面对亲人一个个的辱骂与厮打，他只说自己错了，却丝毫没有愧疚之色，可是一向不相信鬼神的甚至还写过《无鬼论》的范晔这时候却突然对鬼神产生了的希冀，他写信告知徐湛之要去阎王那里控诉，但接着他又对人说：“转告何仆射，天下决没有佛和鬼神，如果有鬼神的话，一定会报答他。”

可见当时的范晔早已经失神，没有了章法。

抄捡范晔家的时候，官员惊讶地发现，他的妻妾均生活富裕，穿着华丽，而母亲住处是单调简陋的小房间，只有一个厨房装柴草，侄子冬天连杯子也没有，叔父冬天的时候穿着一件布衣。

完全背弃人伦的范晔最终被处死，年仅48岁。

回顾范晔一生，我们不能不说，范晔作为一个史学家，是完全合格的，他的史书作为纪传体例中不可多得的篇章，值得后世传扬颂赞，但其做人却完全失败，罔顾人伦，不辨忠奸，完全没有了一个“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泱泱风范，更失却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世行事之本。

千古之下，只能令人哀之叹之，扼腕之余，我们也不禁想到，作为一个文人，应该持有怎样的气度，应该拥有怎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