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宋代,稍有见识的学者和政治家都很清醒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吏治败坏,盛行,最大症结在于“看门第不看人才”的门阀用人制度。

　　正是因为这种只看门第血统,不看品德才能的门阀用人制度,在上自魏晋、下至南陈北周的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成为各王朝、政权和历代帝王的用人纲领性政策,才造成这一时代贪官、庸官层出不穷,虽弊端暴露、罪行昭彰也很难得到应有处罚,有能力却缺乏高贵门第“撑腰”的寒门贤能之士,即便才华横溢,甚至得到君王赏识,也很难有出头之日。南朝宋时的孔熙先因出身不够显赫,年过三十仍得不到重用,为求出头之日不得不冒险和他人密谋造反,密谋暴露后连皇帝宋文帝刘义隆都感到惋惜,并斥责负责人事选拔的吏部尚书何尚之“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哪得不反”,可说归说,孔熙先全家死后,刘宋王朝的用人原则,也依旧没有大的更张。

　　其实孔熙先也不能算很冤枉了:东晋末年的杨诠期,是如假包换的名门世族--东汉太尉杨震嫡派子孙,只因为家族南渡时间稍晚,便“婚宦失类”,被顶级门阀排挤在外,最终也不得不走上造反的不归路。东晋初年,东晋权臣桓温北伐至关中,和当时第一流的人才王猛一见如故,后来北伐受挫,桓温南归,准备邀请王猛一同南下,却被后者婉言谢绝,理由同样是怕了“门阀”二字,担心自己这个“野路子”“小字辈”到了东晋官僚体系,会成为被门第用人体制压得不见天日的一棵小草。

　　王猛押对了宝:投奔氐族人、前秦天王苻坚对他如鱼得水。他既非皇族,也非名门,却先后出任过最高行政官职——丞相,开创了这一时期相对清明的一段政治。

　　王猛的际遇似乎让渴望打破门阀体制,通过“唯才是举”改善官吏素质、结构,从而扭转吏治污浊、盛行局面者,隐约看到一条出路。

　　贤臣似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很缺乏,但要说比苻坚更有见识、且运气更好的明君,在整个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元宏认第二,怕没任何人敢认第一。

　　作为北魏乃至中国古代颇有作为和见识的帝王,孝文帝将都城从偏僻的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腹地的洛阳,建立了包括土地、赋税、官制在内的一系列崭新政治体系,完成了北中国的重新汉化,其举措种种,历来颇受好评,被认为是历代帝王中难得、具有高瞻远瞩战略眼光和敏锐决断力的一流人物。在他在位期间,北魏进入鼎盛阶段,整个北方被统一,南方的南朝则在军事上被完全压制,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表面上看起来,孝文帝似乎完全符合理想中打破门阀政治框架的“贤君”标准,似乎理所当然,在这一方面应能做得比昙花一现的苻坚政权更好。

　　然而孝文帝别处都锐意改革,偏偏在用人方面不仅墨守成规,任人唯亲、唯宗、唯门第,而且显得颇为顽固不化。

　　这位名气不小的北魏皇帝,在用人时不单重用士族,将他们任命为股肱显宦,而且津津乐道于品评这些士族显宦的门甲高下,辨别所谓“清浊”,甚至限制不同等级门阀间通婚。功臣薛起宗因出身并非高门大姓,而是靠军功起家,便被有司无端黜为庶姓,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待遇。大感不满的他愤然把仪仗用的门戟(木质)在殿庭摔得粉碎,据理力争,此举虽然打动皇帝,迫使其恢复了薛起宗的政治地位,但却未能让他进而认识到门阀用人制度的荒谬,反倒借薛起宗的名字调侃,说他“不是‘起宗’而是‘宗起’”,意思是薛起宗的门第太低,不配得到如今的官职和政治待遇,只是因为皇帝特殊关照才“破格”,下不为例,别人不要痴心妄想。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位皇帝对如此腐朽的人事制度,可谓执迷不悟。司马光一本《资治通鉴》写到这里,惋惜、不解之情溢于言表,唏嘘感慨之余,也只能将之归结为九品中正习惯势力太大,孝文帝惑于流俗而不能悟。

　　事实上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当时门阀制度虽然稳固,但也不是完全雷打不动。

　　士族势力比北朝更为强盛的南朝,高官显爵虽仍旧多为士族所占据,但宋、齐帝王惩于前鉴,已开始信用白衣寒门为中书监、令和各州典签,这些职位位望虽卑,权势实重,听上去不过文书、秘书之类佐杂,其实在皇权的暗中关照下,往往可以掌握比门阀出身正职官员更重要的关键决断权。

　　经过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北朝士族势力远远不如南朝,前凉之用谢艾,前秦之用王猛,或擢自下吏,或拔诸布衣,皆位至股肱,当时传为佳话,并未遇到太大阻力。孝文帝曾与群臣论选调(讨论人事制度),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都对九品中正制表示不满,主张任人唯贤。这几位主张废除门阀制度的高官中,二李皆出望族陇西李氏,显宗亦为大姓昌黎韩氏子弟,李冲更身荷选拔重任,他们能当众对门阀用人制度提出异议,足见所谓士族大姓阻碍任人唯贤之说,至少在孝文帝一朝,是难以成立的。

　　恰恰是孝文帝本人,面对大臣们的反对固执己见,执拗地坚持其门阀用人的做法,并否决了大臣们(包括门阀出身的不少人)的意见。这其中自有奥妙。

　　事实上,虽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等世家大姓受到孝文帝的推崇尊崇,“咸纳其女入后宫”,也有不少人位居清要,但所任职务,多系省监寺职,虽然重要,却非国家命脉所系,不过是皇帝行政的秘书和顾问而已,真正作为北魏国家支柱的,是皇帝同族的鲜卑贵族,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

　　这些鲜卑贵族从北魏前身代国开始就世代为拓拔氏股肱,军政大柄,悉在其手,且在北魏政权的基石——镇兵,和鲜卑民众中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力,他们能否亲附皇族,直接关乎北魏政权的存亡。

　　北魏居平城时,仍以游牧为重,各姓贵族尚能以旧俗驭下,不失其尊荣。迨孝文帝推行汉化,迁都洛阳,南迁的贵族们不再游牧,且多远离旧族镇兵,往往泱泱不满其望,逃亡谋叛相继,纵无反心者,也多怨声载道,觉得今不如昔。

　　面对这样的局面(甚至太子恂也不习汉化而私逃平城),孝文帝急需找到对策,以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最务实的解决方法,莫过于把鲜卑大姓融入中原士族门阀的体系中,以新的形式确保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虽然以门阀用人不能不说是一种陋政,但却是孝文帝根据当时政治态势和实际情况所制订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我们考查这一段历史时,不能抛开时代的背景,单纯以时人的取向和眼光,来轻率地加以简单的褒贬和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