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中国历史和其他各国文化有唯一最重要的歧异，那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统一全国。随着青铜时代的终止，全国立即完成政治的统一，这种政治上初期的早熟，创造了一个惊人的纪录，在此后千百年间树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

　　时隔2000多年后，秦帝国的崛起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政治奇迹。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说，中国在公元之前，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已拥有20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而春秋战国至秦统一之间的200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思想火山大喷发时期，士人、智者在政治、文化舞台上最为活跃。纵横捭阖的时代，西汉人刘向所辑《战国策》33卷中，出场人物多达600余人，诸侯、学者、隐士、纵横家、游士、侠客、兵家、名将，无不形象鲜活生动，饱满浓艳。原因就在于周室衰微，群雄并起，大批下层卿士视改换门庭、权力嬗代为寻常事，各国战事外交改革变法之频繁，刺激了志向高远的雄主辈出，士人们有了千载难逢的广阔舞台。

　　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无论小说《大秦帝国》还是电视剧《大秦帝国》，其意义都超越了小说与电视剧本身。小说与电视剧在重述这段遥远的历史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使我们更看重它的精神理念——它要唤醒我们灵魂中失去的东西。“很多读者通过《大秦帝国》蓦然发现，我们还有过那样一个辉煌壮丽的时代，还有过那样高尚、朴实、壮勇的祖先。”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这样说。而在《大秦帝国之纵横》电视剧总导演丁黑看来，秦帝国崛起与形成的年代，就是中华民族充满朝气、热情和生命力的青少年时代。在今天，重温我们这个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可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大秦帝国》电视剧第一部《大秦帝国之裂变》播出后反响热烈，第二部播出令人期待，也是我们关注这部小说、关注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秦人的命运，其实从一开始就被历史所注定。顾颉刚在《秦与西戎》中说，由于长期与戎狄为邻，导致“秦人剽悍，《诗·秦风》多田猎战伐之事”。《汉书·地理下》也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宗法、封建制淡薄，国君子弟和贵族都无寸土之封，以及野蛮的人殉长期留存，秦国的落后与野蛮，反而让其在大变局中拥有了某些先天优势。长期酷烈的战争，使秦国“较早就发展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芝加哥大学社会历史学专家赵鼎新称战国变法运动为“战争驱动型改革”，称各国变法动力为“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各诸侯国频繁的兼并与摧毁性战争，成为各国“变法”，瓦解世袭贵族制度、建立官僚科层化集权国家的肇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出于相邻地区三晋的法家政治思想与具备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秦国的结合，就显得顺理成章。《荀子·强国篇》也说，秦地百姓朴实剽悍又驯顺畏官，士大夫官吏终日忙于公事无暇谋私，实在是寻求富强，致力“法治”者的天赐。

　　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颗星辰。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杜正胜的观点，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代的兴旺，正是西周封建制度下“官学”瓦解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人口增长，有资格享受“官学”教育的“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世袭贵族社会的瓦解却使得这种教育结构一并衰落，取而代之就是教育主张相对活跃自由的“私学”，出现了所谓“受教育权与智识的下移”。春秋末期大变局中，传统把持各诸侯国政权的世家大族纷纷陵夷，以商鞅、张仪、公孙衍为代表的“布衣将相”在变法和日后的纵横捭阖中大显身手。许倬云曾经对有关战国时代各国主政宰相的出身略作统计，在其所列的81位宰相中，出身非世族者占到总数的58%。世家分封制解体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只有禄而无封土，使得职业官僚文吏逐渐取代春秋前期的卿大夫世家贵族，成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政治舞台上的主力。

　　“那时候的人，是带着朝气，凛然站在历史舞台上的。”丁黑说。而孙皓晖则制造了一个词汇叫“强势生存”，认为这批人“体现了中国前3000年累积和爆发的精神力量……变法的难度和曲折、法家的牺牲精神、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就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灵魂”。各国为了在形势瞬息万变的“争霸”中抢得先机，无不争相延揽他国客卿。与世袭贵族政治气息浓厚的六国不同，秦国世袭公族的势力非常之弱，在春秋经传中，秦国九世以上世袭贵族世家不过两家，五代以及三至四代世袭贵族居然为零，远逊于周室，以及齐、楚、晋等东方诸侯国，长期的人殉制度也从某种程度上打击了世家大族通过嬗代继承政治权力的方式，从而使得秦国变法遇到的阻力较小，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一旦建立，几乎无可挑战。

　　秦国之所以最终力压群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布衣之士，他们能够在秦、这个阻力最小的空间里最大限度发挥其才智与勇气。秦帝国霸业的奠基者秦孝公在公元前361年登基伊始，即发布“求贤令”，提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此，各国客卿就源源不断涌入秦境，出自三晋或与三晋之学有渊源者众多。除了大秦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孝公初年入秦的商鞅，其他秦代“四世而霸胜”前来助力的主要客卿中，韩非是韩国贵族，尉缭来自魏国。黄留珠在《秦客卿制度简论》中做过统计：在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王嬴政六位国君统治期间，“先后担任秦国相国要职的共有22人，其中18人是受人推荐的客卿，张仪、公孙衍、范雎、李斯……秦国遂成为战国时代外籍布衣将相最为密集的国家，其身低微者众多”。商鞅为“卫之庶公子”，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姚贾更是出身低贱的“世监门子”。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战国七雄争夺天下，争相任用四方游士，然而在相国这个手握实权的高位上，六国都只授予诸侯宗族与本国人，只有秦国例外，且用人不疑。洪迈由此得出结论——秦国“之所以并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今天之我们，重读那段历史，对大秦所影响长久的制度利弊的思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个群雄崛起的年代，如何就造就了那样波澜起伏的思想革命，由此思想革命，又如何造就了那样一种群体的精神气质?这样的思想革命与精神气质，其实更是我们讨论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