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昏懦说”由来已久，这种观点在影视作品中得到了集中反映，围观群众多会认为唐高宗是个比较平庸且懦弱的皇帝，随后就将目光转向他那名扬天下的妻子——武则天，高宗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女皇武则天。

　　唐太宗李世民传位李治的理由就透露出一股勉强的气息，据《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泄，唐太宗在废除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后，为了同时能够保全长孙皇后所生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子，立李治为太子，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

　　在李治戏剧性成为帝王后，他更戏剧性的迎娶了武后，而武后自立为帝的行为在儒家思想盛行的北宋更是无法接受，历史学者赵文润在《唐高宗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欧阳修、宋祁所撰《新唐书》中在记述从永徽六年(655年)废立皇后之争到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一伙被诛的一系列事件中贯穿“由于高宗昏庸懦弱，受武则天的牵制，致使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上官仪等先后被贬杀，导致权归武氏，高宗成了傀儡。”

　　事实上，高宗亦是有为之主，其不少决策都对国家有利，唐朝在高宗统治下，国力达至鼎盛。

　　在国内施政上，高宗致力纠正太宗的苛政。例如他甫上位，便致力纠正太宗时代的苛政。例如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召集众地方官询问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高宗和其父一样善于纳谏、勤于政事，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德、张文瓘、魏元忠等人，且大多是他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李世民冷落。

　　永徽五年，天下大旱，他亲下诏书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各进封事，极言阙咎”。九月，他又对五品以上的官员说：“先前我侍奉先帝时，见你们屡屡上书言事，终日不绝，现在为什么无人上书呢?难道真的是天下无事吗?从今往后，大家仍要勤于进谏，假如无法当面奏闻，可以随时呈递文本。”

　　《旧唐书·苏世长附苏良嗣传》记载，高宗曾派宦官至长江沿岸采办异竹，准备移植于园圃之中。不料，这名宦官乘机作威作福，所到之处，横征暴敛，滋扰百姓。后来，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苏良嗣将他囚禁起来，并上疏朝廷说：“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高宗看到奏疏后，当众赞扬了苏良嗣的忠直，并立即让人把采得的竹子抛入江中。

　　这种记载并非个例，他对于民众的关心也非虚假。显庆元年(656年)二月，有人上疏称：“去年庄稼歉收，百姓有吃糟糠的。”高宗听后，马上派人实地查看，得知所言非虚后大惊失色，立即下诏减掉自己日常饮食的三分之二。这次减膳行为一直持续到三月份天降大雨后才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恢复了常膳。

　　在高宗治下，唐朝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户口数大幅度增加，物价也相当便宜。初唐户口，武德年间为两百余万户，贞观时不满三百万户，永徽三年增长到三百八十万户。永徽五年，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个铜钱。麟德二年，由于连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五个钱，麦子、豆类上市都无人问津。

　　高宗统治后期持续多年的歉收，咸亨元年(670年)起，歉收、洪水、干旱、虫灾和饥馑接踵而来，一直达到危机的程度，政府一度禁止酿酒。永隆元年(680年)，粮价之高前所未有，唐政府认为高物价是流通货币过多的结果，因此大量减少铸造新币，对私铸的惩办也比以前更加严厉。与此同时，从原有登记地区逃往其他地区而成为不登记、不纳税的占地者的流民占有令人不安的比例。

　　虽然高宗没有彻底解决经济危机，不过唐朝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调露元年(679年)甚至用谷物换回私铸钱。更重要的措施是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部分重要城市进一步发展常平仓，永徽六年(655年)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后世亦常质疑高宗无法阻止武后专权。其实，高宗在朝廷中掌握实权，如在位最后一年仍亲自任免宰相。而武后逐渐掌权则或可解释为，高宗在个人健康状况以及唐朝女性地位崇高的双重考虑下的决定，不应单纯归咎于高宗个性懦弱。《资治通鉴》给出的评价为时有“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故有学者指出，高宗“这位以仁孝著称的君主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

　　军事方面，唐高宗在位年间，不但保住太宗打下的江山，也发动多场重要的对外战争，成功开疆扩土。他先后灭西、灭百济、灭高句丽，使唐朝的疆域达到最大。

　　显然，一个懦弱的接班人无法完成上述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