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吕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样，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哲学的关注。他毕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意义，使他得以摈弃自己的悲观主义。普吕多姆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他对科学的偏好。

　　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1870年)。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1870年)，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1872年)，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此后他写出两首长诗《正义》(1878)和《幸福》(1888)，前者显示诗人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后者指出幸福仅仅存在于牺牲之中。其他诗集尚有《三棱镜》(1886)、《残存物》(1908)等。他的诗充满寓意和象征，有时不免有说教的成分。

　　从普吕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对玄学和美学的兴趣。例如，与《诗歌艺术沉思录》(1892年)和《诗诫》(1897年)并列的就有《我知道什么?感性研究》，该书探索了人类知识的界限;还有《帕斯卡尔教理真义》(1905年)，研究那位虔诚与深邃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普吕多姆去世后，他的另几部理论著作也出版了，还有一卷书信集《与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记》，以及一组诗歌《飘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过，一部更充实的七卷本却是在他逝世后出的：《苏利·普吕多姆作品集》 (1908年)。

　　不过，许多人依旧喜欢他早期的抒情诗，还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称为他最优秀的诗作，这使普吕多姆很不高兴。意味深长的是，瑞典文学院与这些读者观点一致，将授奖理由主要基于其抒情短诗，而将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说教简单说成是作为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合适的素质。瑞典文学院过分抬高了普吕多姆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中的地位，他们认定他年轻时的抒情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