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南海对于宋元而言，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代表了南海不同的走向。公元1433年，也就是宣德八年，正月上元节，北京西苑照例举办灯会，明宣宗朱瞻基带着皇后和太子陪太后亲临，文武群臣及外国驻京使节也前往观看，一个叫杨士奇的大学士还献上了十首颂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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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是个平淡的年份。虽然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开春少雨，但很快得到官仓赈济。贵州和广西的两支“乱蛮”在五六月间被官兵轻而易举地平定。中央政府差人到黑龙江口的奴儿干都司重修永宁寺碑，再次确立疆界。为了提高统治效率，八月，朝廷一举裁汰了77个冗余的京官，并考察本科、前两科进士及一些外省官员，拔其优秀者备用”明初尝试向地方派出巡抚，其职责也在这一年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朝廷重审并赦免了五千多个囚犯。宣德通宝”开始铸造。皇帝下令维修了京城那座50米高的白色佛塔。已被传抄多时的《剪灯余话》在该年有了首个刻本。这部讲述世俗婚恋及人鬼爱情的短篇故事集，影响了包括《聊斋》在内的一批最能体现明朝市民文化的通俗小说。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中华帝国的富强和活力。这一年，朝廷一次就向景德镇御窑厂下达了四十多万件的烧制任务，其中的大多数瓷器，是使用了从南洋引进的“苏青”勃泥”等色料而更加翠爽的青花瓷，它们代表当时世界上最精湛的工艺，也是海洋贸易市场最紧俏的商品。

　　是的，海洋——如果选取更长远的时空背景考量1433年，一些与海洋有关的事情却使繁荣延续的明朝有了另外一副面孔，比如郑和之死。 

　　出海

　　1433年3月9日，明朝正使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此次远航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启程返国。这已经是他第七次出海。这一年4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随即被随从安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垄市，一个时代由此结束了。

　　“亚洲铜”这是20世纪的一个诗人对雄踞欧亚大陆东部、濒临西太平洋的中国的隐喻。的确，黄”是它的主色调。但是先祖们很早就认识到，蔚蓝色的海，意味着“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浩瀚的大洋里蕴藏食物和珍宝，也是通道和生存空间，历心于山海”才能使“国家富”公元前222年，大败楚国的秦军南征百越，次年统一华夏，在后世的历史学者看来，这或可说是黄色内陆文明最终战胜了以鱼米为食、以舟楫为兵的蓝色海洋文明，自此奠定了农业中国的大势。

　　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隋朝开运河，贯通南北以利水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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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相传郑和船队远航的动力，是寻找被中国宫廷视为吉祥物的“麒麟”—— 长颈鹿(绘于1414年)记录的“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万公里。

　　宋代的经济中心南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经济命脉所在。不止如此，沿海居民纷纷弃农下海，内地的许多商人也加入其中。当时有人感慨，数十年来，习始变，舟楫极蛮岛”依赖交换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立即着手恢复海外贸易，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听其货卖”而且“击缅甸、击爪哇、击占城、击日本，殆无虚岁……利其所有耳”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宋元商品经济的勃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它们经过手挑肩扛和车马舟船的运载，汇集到各个港口，装上随季风而来的船只。其时的海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能储备数百人一年的食粮，指南针的发明更推动了远洋航行。 

　　在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欧洲人的描述中，13世纪的泉州“宏伟秀丽”船舶往来如梭，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他惊叹道：此诚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几难信有其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确证，当时，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湾的各个港口，他们甚至将这个贸易兴盛阶段命名为“泉州时代”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

　　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开始了帝国时代的最后海洋行程。

　　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其时的明朝海军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海军匹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而南海当然也在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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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禁

　　1433年7月，郑和船队返国。他的死亡不仅仅意味着“郑和下西洋”职贡图卷，唐阎立本绘。此图反映了盛唐时期外国使节向唐王进贡的生动情景。

　　的结束。三年之后，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腊等十一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而原因，也不仅仅因为郑和的去世。

　　1433年8月，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业，犯禁下海事件屡屡发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还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点消灭东南地区倚靠海洋的割据势力，以及勾结沿海百姓的海上盗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励开放的倾向宣布海禁。

　　对“慕华而来”的外国舶商，唐朝地方官员经常嘘寒问暖，守法经营的前提下“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如此“矜恤”和“绥远”除了体现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还是政府收益了实实在在的进出口货税，明朝皇帝派遣郑和下西洋敕造的福船。主要产于福建、浙江、广东一带，船体高大如楼，底尖上阔，艏艉高高翘起，艏尖艉方，两侧有护板。当时中国的造船业遥遥领先全球。

　　“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取胜之于民？政府承袭唐朝设立市舶司，出台奖励政策招徕外商。一个叫蔡景芳的官员，因“招诱贩到物货……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补官为“承信郎”宋元时期，虽然官府设置市舶司管理，但主要目的却是“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公上”追求的是“动以百万计”的经济利益。从本质上说，宋元时期的市舶贸易实际上是私人经营、官府管理的海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