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31日，蔡锷领导的重九起义军“解放”了昆明，在昆明五华山两级师范学校宣告“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正式成立，蔡锷当上了云南军都督。可云南地远财困，素来是吃国家财政的。该省每年支出是六百多万两银子，而本省财政岁入仅三百万两，一革命后得自己当家，这个大缺口如何补上?

　　蔡锷到任，也没太多办法，还是向中央财政要钱。1912年12月，蔡锷打了报告《为云南财政支绌请拨款协济及借款兴办实业呈答总统文》，云：“查前清宣统三四年预算案，云南岁出年约需库平银六百余万两，地方行政经费尚不在内，而本省岁入不过三百万两，故每年除由部库拨款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万余外，尚不敷一百余万。”可是去年搞了革命，把给钱的清政府都给推翻了，哪还有“部库”拨款?“自去岁起义，协款骤停，呼吁既已无门，应付将穷于术，而内戢匪乱，外固国防，加以援蜀协黔，在在需款。”

　　这番田地，的确是真穷，何以知之?看蔡锷接着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1912年1月，蔡锷都督云南之开局之年之正月，按理要给自己挂红才是，要给革命分红才是，可是蔡锷却拿自己开刀，大刀阔斧砍向自己：“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唯有约我同人，酌减经费，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话说了一大箩，其实是一句话：干部要减工资。

　　这段话里，有“酌减”两字，似乎还蛮宽将帅之心，九牛只需拔一毛，而且是酌情。及到“酌减”表格下来，吓了将帅一大跳。蔡锷之减薪计划，是按级别来减的，分上等、中等与次等;级别高，降幅大;级别小，降幅小;级别很低的，如排长、班长及士兵，不加也不减。高官减薪幅度也是蛮吓人的：上等正都督，原先是月薪六百两，直降到一百二十两，降幅为百分之八十;上等副都督，原先是月薪四百两，也直降到一百二十两，与正都督一个样，降幅是七成;上等协都督，原先是月薪二百五十两，降到一百两。中等的，次等的，原先工资低，降的幅度也就小了，如中等的正都尉，原先是二百两，实行新工资制后，是八十两，削减六成;次等的协校尉，原先是月薪二十两，只降四两，为十六两——正都督是降八成，协校尉是保八成。

　　说来，也并不用先赞蔡锷品德高尚，只能说他之前的都督们太无耻。一方面是财政那么困难，他们却享受高薪;另一方面，基层干部薪酬是那么低，他们也还是安享超高收入。原来都督是月薪六百两，而次等的(也是有级别的)司书生却是十二两，省部级是科股级的三十倍。此外，工资的含金量又何止三十倍?都督们其吃、其穿、其用、其行，乃至七大姑八大姨之吃穿用度，客人来了请客，需要自己出钱吗?所以工资是基本不用的;而越到下层，越是靠工资吃饭。若如此去计算，当年的都督与司书生，可能不是三十倍的收入差距，或是百倍乃至三百倍，一切皆有可能。

　　蔡锷的减薪，首先是从自己减起，他是一把手，却跟二把手三把手一个样，二把手能不服?蔡锷减工资，最底层的人是不减的，他在下发的文件里白纸黑字写明：“弁护目并匠夫，饷银仍照旧章支发。”这里可知，蔡锷降薪，降的是自己，是大官、中官之薪;小官与无品的公务员，他是不降的。底层公务员工资并不高，若把他们也“革”了，那革命的意义何在?

　　蔡锷革命成功，打了土豪，却不给官僚分田地，反而大降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您不晓得，这还是阶段性的自我革命呢。官员们尚没适应，距首次降薪仅五个月，到1912年6月，蔡锷又再次颁发降薪文件：“现因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政军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以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目并暂仍其旧。”蔡锷自己的工资再降了五成，由最初的六百两猛降到六十两。

　　蔡锷的自我革命，实在是革命者应有之义。蔡锷所居那时代，各界的收入都低，商人稍微高些，但医生、教师、工人及五行八作，收入都不高;如果大家的收入都高了，教授月薪上万，医院科室主任年薪二三十万，公务员工资处于低水平，还是月薪一两千，那给公务员涨薪，没话说的，完全应该。但蔡锷那会儿，全社会收入那么低，官僚们薪金却那么高，蔡锷将其降下来，就很英明了。好比一个企业，若是一方面经营上巨额亏损，另一方面经理们的年收入高得吓人，还屡屡向国家要钱、向顾客叫苦，那不是太荒谬了吗?

　　蔡锷降薪，确是因政府“经营巨额亏损”，也源于国民整体贫困。他自我革命，是出于良知。良知在人品序列里，是处于第一层的。说人有良知，并不是很高的评价，与高尚之评，很有距离。但设若当时社会连良知都缺乏，那有良知，也是我们值得举手，并脚，此致，敬礼。

　　蔡锷除给自己减薪外，还有其他多项规定的，如，一，不得请客送礼;二，兼差人员概不得兼薪(抽调到各种工程指挥部，不能领两份工资);三，不得受贿和侵吞公款;四，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五，不得挪用教育经费……看看，这些条文也未见得有太高明之处，蔡锷所施政者，也不过是平常举措。

　　但把平常举措常态化了，带头执行了，那就是好领导。蔡锷确是带头廉政的，“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盈余。”朱德同志后来也回忆，(在云南)“廉洁成为了一时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