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金口玉言”对不?那要看对谁，在裴氏这儿，圣旨不管用，她坚决“不奉诏”，我行我素，搞了盛大的招魂仪式，将丈夫葬于广陵。没两年，墓毁了，又隆重改葬丹徒。对这么个不听话的王妃，司马睿的心理阴影面积怎样呢?

　　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懿的侄孙，他能在八王之乱中笑到最后，得益于有个好名声，“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并以此笼络了关东世族特别是琅琊王氏在人才、钱财方面的支持。同时，他也是永嘉之乱的肇始者。作为西晋政权实际上的一哥，他患了严重的疑心病，“疑朝臣贰己”。

　　永嘉三年，拿晋怀帝的舅舅王延开刀，杀鸡儆猴，随后又罢免负责殿中宿卫的所有封侯武官，“由是出者略尽，皆泣涕而去”，导致其自身威望江河日下，人心尽失，“遂忧惧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项。”

　　裴氏何时嫁的司马越，年方几何，才貌怎样，史料均语焉不详。但是综合来看，至少在永嘉初，裴氏在政治上已然具有了相当的发言权。

　　如《晋书》载，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偕王导移镇建邺一事，帝纪里说是“用王导计”，列传中却明言“裴妃之意也”。能够参政议政，儿子司马毗又是法定世子，再加上其兄裴盾、裴邵等，都曾是司马越的重要幕僚，均说明裴氏乃司马越之原配，士族名媛，大家闺秀，心智成熟，各方面素质当属上佳。关于永嘉南渡及东晋建政，裴妃的贡献常被后人质疑，如果理解了当时门阀政客心理以及司马越个人的野心与谋划，这种质疑就不攻自破了。

　　永嘉初，中原已经纷乱，江南相对稳定，有钱有权的携眷南逃，大势所趋。《晋书·王导传》曰：逮至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如此规模，应该不是一两年的事儿。琅琊王氏在洛阳的代表人物是太尉王衍，为家族计，王衍操纵司马睿与王导在徐州相结合并授意南下的可能性极大;永嘉元年，“怀帝即位，委政于越”，司马越正为中原乱局发愁呢，巴不得江左稳定，使之成为后盾，跟老婆商量，裴妃拘于门阀世族的立场，又怎么可能不支持?

　　永嘉五年，司马越死后做了回“背锅侠”，宁平之役，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天下归罪于越”。裴氏更倒霉，在何伦、李恽的保护下，带儿子跑路，结果在洧仓(今许昌东)为石勒所败，“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没于贼”，自己为人所掠，卖于吴氏，从此长达十年之久。在这个十年里，她经历过什么，吃过哪些苦头，一概不知，不过乱世妇孺最悲惨，大家也可以想象。

　　司马睿在建邺，貌似傻萌傻萌的，一直没称帝。先是都督扬州诸军事，加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怀帝蒙尘于平阳，他又做了天下盟主，很江湖的一个职位。十年后也就是公元317年，才承制即晋王位，改元建武，次年闻得晋愍帝死于汉，遂即皇帝位，改元太兴，史称东晋。

　　裴氏后来的事儿，恰恰发生在太兴年间。“太兴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此举在当时比较新鲜，毕竟招魂葬既非衣冠冢，又不同于庙祧，四不像的玩意儿，“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抨击说“违礼制义，莫大于此。”实际上，此举在东晋王朝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曾引发后来一系列伦理及仪制的大讨论，一直到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年)，博士胡讷还引用“裴妃故事”作为旧典来教育其他诸侯。晋元帝明确表示反对，郑重其事地下了个诏书“不许”。

　　皇帝“金口玉言”对不?那要看对谁，在裴氏这儿，圣旨不管用，她坚决“不奉诏”，我行我素，搞了盛大的招魂仪式，将丈夫葬于广陵。没两年，墓毁了，又隆重改葬丹徒。对这么个不听话的王妃，司马睿的心理阴影面积怎样呢?他非但没有窝火，反而对裴氏出奇的优待，多次登门看望，“帝深德之，数幸其第”，还将自己的三儿子司马冲过继给裴氏，以奉养天年。

　　对比司马睿自己的几个妃子(元帝没有立后)，原配虞孟母早亡，明帝母荀氏谴出改嫁，简文帝母郑阿春稍有宠，也不过得封夫人，是故，裴氏才是名副其实当仁不让的东晋王朝第一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