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宋太祖赵匡胤温柔而迂回的政治手腕，同样重视中央集权的明太祖朱元璋下手明显要狠得多。对权臣残酷的、对属下恐怖严密的监视、对文人肆意妄为的，共同构成了朱元璋颇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荒诞暴力史。明朝建立之初，虽然朱元璋勤于朝政、鞠躬尽瘁，但借由战争浮上新贵阶层的地主官僚还是想方设法地营私舞弊、盘剥农民，曾经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宿将也开始居功自傲、巧取豪夺。由于民生之艰难，刚刚缓和的农动又有抬头的趋势，再加上东南沿海一带倭寇频繁出没，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明朝竟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朱元璋也充分认识到官员腐败的危害性，他制定了严酷的《明律》，又建立起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施行《明律》中所规定的严刑峻法。

明太祖对权臣的血洗，是由胡惟庸开始的。朱元璋手下最具远见的文臣刘基一开始就认为胡惟庸这个人不过是区区小犊，不能委以重任，一旦重用必然导致辕裂犁破、祸不单行。胡惟庸的为人向来狡猾奸诈，当上宰相之后更是恃权自专，常常不经请示便自行决断朝中的生杀陟黜之事，甚至私自拆阅公文，对不利于自己的奏章就藏匿不报。后来，他眼见朝廷官吏屡屡得咎，有的人甚至性命不保，便暗中勾结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满的官吏，准备起兵反叛。公元前1380年正月，胡惟庸及同党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出现的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太祖前去观看。就在朱元璋信以为真，准备从西华门驾车前往的时候，内使云奇突然勒住马的缰绳，极力劝阻皇上不要前往。

云奇唐突犯上的行为激怒了朱元璋，他命令左右护卫用金锤击断了云奇的胳膊，然而气息奄奄的云奇仍然锲而不舍地用手指着胡惟庸宅第的方向。朱元璋见状才突然醒悟，连忙登高远望胡惟庸的宅第，一眼便觉察出胡宅中透出的隐隐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派兵将胡惟庸及埋伏的士兵捉拿归案。很快，胡惟庸便被押至市曹凌迟处死。朱元璋当然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借题发挥、四处清算，大肆与胡惟庸一案有关的官员和平民，最后竟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的全家都惨遭血洗。1393年，朱元璋又以诛杀开国大将蓝玉为开端，再次进行惨绝人寰的大规模运动。单是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就让四万人成为了刀下亡魂。

对于那些侥幸活着的官员，朱元璋着重营造全民告密和特工监督的高压态势。在锦衣卫的监视之下，文武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朱元璋的监视之下，其荒诞程度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一次，博士钱宰在退朝回家的路上随口吟诵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嫌”字差点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第二天上朝之时，朱元璋对钱宰说：“听说爱卿昨天做了一首好诗？但是朕并没有‘嫌’你啊，改成‘忧’字你意下如何？”钱宰当即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好在朱元璋心情大好，并没有问责之意，钱宰才没有丢掉性命。

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好不容易摆脱了朝中的恐怖，却没想到自己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仍然遭到了锦衣卫的监视。有一天，特务向附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询问道：“你们这儿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那老人拱手答道：“在下便是。”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传入了朱元璋耳中，吴琳因为没有异心而得到了皇上的重赏。著名的大学士宋濂对朱元璋可谓是赤胆忠心。一天，他在家中大宴宾客，特务竟向朱元璋呈报了完整的宾客名单和菜单。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便问起宋濂宾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如实回答之后，朱元璋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看来宋学士确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为家事而闷闷不乐，特务怀疑他对皇上不满，便将他生气的样子画下来交给朱元璋。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果然质问宋讷为什么要生气，宋讷再三解释，朱元璋才不予追究。为了起到警告作用，朱元璋还特意将锦衣卫所作的画像拿给宋讷看，将宋讷惊得目瞪口呆。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当朝文人喜怒无常的暴虐态度也十分让人心惊胆寒。朱元璋有个幼时的朋友叫陈君佐，此人年少成名，文采斐然。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每次在淮阳一带巡视的时候总喜欢带上陈君佐。相传朱元璋在一家小店用餐时兴致颇高，当场出了一个上联：“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坐在一旁的陈君佐不假思索地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听后非常高兴，令人重赏了陈君佐。没过几天，朱元璋又遇到一位文采风流的重庆府监生，为了考察他是否有真才实学，朱元璋又出了一个上联：“千里为重，重山重水重庆府。”那人也不慌乱，开口就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对这个下联十分满意，第二天便派人送去了千两黄金。然而，皇帝的心情并不是随时随地都那么好。明太祖对无意中冒犯自己的文人也横加杀害，甚至特意构建文字狱来儒生。众所周知，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因此他对与光头有关的词语十分忌讳。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所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发坤，藻饰太平”的句子，其中的“发坤”与“发髡”同音，也就是剃去头发的意思，徐元因此被朱元璋处死。

如果说徐元的无心之失只是在偶然间被朱元璋抓了个正着，那么另一些大臣则是主动往枪口上撞，恭维太祖不成反误了性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他在为本府起草的《贺表》中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来形容朱元璋，极尽颂扬之能事。然而朱元璋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生’‘僧’谐音，是在揶揄自己曾经当过和尚；而‘光’即‘秃’的意思，是在讽刺自己的脱发问题；‘则’与‘贼’读法近似，简直是在暗指自己窃取江山。于是，徐一夔的马屁拍到了老虎屁股上，最终只能落得呜呼哀哉的下场。朱元璋的铁血手腕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像他教育太子朱标时所说的那样，权杖从来就是一根长满毒刺的棘棍，只有毫不留情地剔除这些毒刺，当权者的地位才能长期稳固、高枕无忧。只是，权力的棘杖从未光洁平滑过，拔除毒刺的腥风血雨也从未停息过。历代封建帝王都在宽仁、暴力和集权之间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却从来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满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