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豢养了三条走狗,他们凶狠无情,血债累累,但是最后都被杀掉,也间接证明了害人如害己,上帝是张眼睛的,报应是迟早必然发生的。

       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亚戈达，长得很墩实，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伯前身)长达十五年。亚戈达临死前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说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继续抓“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

　　亚戈达虽然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样很有份量的汗马功劳，但他的主要“价值”却在于他曾残忍地斯大林的，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他领导了“大”的前一半。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号称是为了根除腐败。到了1935年，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

　　一九三六年，亚戈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罪行慢慢地开始暴光，基洛夫的死越来越可疑。形势所迫，1937年3月18日，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被逮捕了。斯大林把亚戈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他在被告席上的出现轰动了整个世界。正是这个亚戈达，豢养一大群医生，以便将那些他不敢杀害的人“医死”。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戈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戈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亚戈达

　　亚戈达从权力顶峰掉进那阴森恐怖的，几年来折磨过成千上万名无辜者的牢房中时，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时，在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辜者的判决书时，他亚戈达是何等得意，甚至连判决书的内容都不屑一顾。可如今，他自己也要象被他杀害的无数牺牲者一样，走向死亡之路。

　　刚被捕时，亚戈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前下属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戈达突然对他说：“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亚戈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枪决了。

　　1936年接替亚戈达的斯大林宠臣叶若夫是一个极端残暴的、无原则的人面野兽。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从此，苏联人民开始了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叶若夫恐怖”时期。他领导了“大”的后一半。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间，杀害了苏联三万五干多名军官。这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

　　从1934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死去。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在几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先后动用了几百名原反对派囚徒，对他们进行整治，逼迫他们屈服后诬告他人、出假供词，最后再把他们和被诬告的人通通枪毙。

　　这个家伙最后也落了和亚戈达一样的下场。1938年12月，人杀的差不多了。叶若夫还不知道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被撤换并于1939年4月10日被捕。现在“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必须找一个承担“刽子手”恶名的人，并把他像狗一样枪毙。

　　曾经被全苏联誉为“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的叶若夫在法庭上诉苦说：“由于体弱，我任何时候也经受不住对我采取的暴力手段，因此我写的都是胡言乱语。他们十分凶狠地毒打我。”不过他承认：“我利用职权与一些男人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我与一位下属及其妻子搞了不正当关系，鸡奸了那位下属。”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说：“叶若夫与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斯大林慷慨地把这些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还给了他。当然，叶若夫的罪状里还有一条：准备和被他害死的人一起谋害“各个时代与各民族人民的最伟大天才”和“科学泰斗”斯大林。

　　1940年2月他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记起亚戈达临死前说过的那番话：“毕竟还是有个上帝的”。

　　在1938年3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苏联的大开始有所收敛。7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若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描述的贝利亚“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着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的。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着危险”。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无一幸免。可以说，类似情况遍及国内每一地区。被的不仅是“人民敌人”本人，而且还有其家庭、远近亲属、同事和朋友。

叶若夫

　　至今还活着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跟前只要一提到贝利亚的名字，他们的双手便开始颤抖。那些曾作过贝利亚的、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其罪行见证的人们，每每回忆起他们同贝利亚的见面，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位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回忆道：“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受的并不比军人少。他们是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并力图解救那些无辜者的人。为了拯救别人，他们自己却牺牲了，或是被处决，或在里慢慢死去”。斯大林却授于他苏联元帅军衔并呈请授于英雄勋章。

　　1953年斯大林死了。惩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贝利亚被邀请参加政治局例会。“你想吗?以什么方式?’马林科夫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问道。随后他按了一下铃，几位军官端着手枪走了进来。马林科夫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建议表决：‘谁赞成逮捕贝利亚?’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朱可夫元帅走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的贝利亚跟前说：‘举起手来，您被逮捕了。’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贝利亚、麦尔库诺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等极刑,实行枪决，没收其私人财产，取消其军衔及各种奖励。此乃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1953年12月23日当天执行了枪决。贝利亚曾跪着央求宽恕。行刑的人都为此感到恶心。害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卑鄙的勾当，却拿不出一点点勇气去接受惩罚。

　　斯大林的走狗们没有一个能逃脱历史的严厉惩罚，他们也永远被铭记在俄罗斯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