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墓旧建有庙，据《灵石县志》(清·嘉庆本)记载：“汉高祖征陈豨于代返岭上，会吕后杀侯长乐宫之钟室，函首送帝所，遂葬焉。”元代《重修汉淮阴侯庙记》碑文称，韩信“庙始金明昌”。也就是说，韩信庙最早建于金朝明昌年间，即公元1190——1195年间。以后历代，韩信庙屡加修葺，亦称韩侯祠，成为秦晋古道上一处名胜之地，往来公卿多所拜谒，且多数留诗留文。故历史上咏韩信墓祠诗文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惜其才，怜其死。如明代诗人于谦所作七律《过韩侯祠》云：“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功成自合归，守土何须乞假王。汉帝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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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咏韩信墓祠的诗文中，唯有清人关中王志湉的一幅对联比较特别，这幅对联当时就镶嵌在韩信庙大门两侧，曰：“力拔山气盖世见公束手，歌大风思猛土为子伤怀。”上联说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在韩信面前都束手无策，下联说汉高祖作大风歌思猛土是在为韩信伤怀。

　　王志恬的这个观点道出了韩信被诛这桩历史迷案中一个重要事实：韩信被诛后，汉高祖刘邦心中是很惋惜的。

　　其实，这个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早已说过的，“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司马迁以春秋之笔写史实，字字珠玑，句句千钧，一个“怜”字，道出了刘邦对韩信的一片珍爱惋惜之情。

　　那么，汉高祖刘邦在惋惜什么呢?韩信不是造反了吗?死有余辜才对呵!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造成韩信悲剧结局的既非其功高震主，亦非其谋反与否，根本原因在于韩信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和政治局限性。

　　韩信所处的年代是公元前196年之前。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妇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动荡时期。在这之前，东周存在的515年中，东周朝廷基本上就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架子，诸侯国各自为政，互相攻伐，历史上的春秋战国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吸取东周的前车之鉴，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朝。但新兴的秦王朝犹如昙花一现，仅仅延续了15个年头就灭亡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15年不过眨眼瞬间耳。当时，尽管奴隶制的社会格局已经远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奴隶制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政治观念还有很大市场，尤其在一些没落贵族心中更是根深蒂固。韩信就是其中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韩信，是一位军事巨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侏儒。正如前任灵石县长耿彦波在《灵石八景序要》中所言，“治军天才，治政无方”。韩信是一个王孙，心中时刻想着要光宗耀祖，有着远大抱负。“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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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必然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韩信的政治理想，在他被刘邦筑坛拜将后和刘邦的一段对话中，表述得比较清楚。所谓：“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在这里，韩信强调了“以天下城邑封功臣”的观点，也表明了对自身的价值取向。

　　正是因了这个价值取向，才有了后来逼封齐王的举动;也是因了这个取向，才会在后来武陟和蒯通劝其“参分天下王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时，“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并表示“虽死不易”。

　　可见，韩信的理想就是作一方诸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愿足矣!但他的这个理想是和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也是和代表当时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刘氏集团的利益相冲突的，因此是注定要以悲剧收场的。刘邦建立的是一个中央集奴制的封建王朝，他要做皇帝，他决不允许任一个脱离节制的诸侯王存在。君不见，与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的张良、萧何并未因功高而获罪，而和韩信同时的彭越、英布、陈豨等七个异姓王却无一幸免，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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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韩信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如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言：“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杀韩信者韩信也，是韩信自身的时代和政治局限性造就了韩信的悲剧。作为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代表人物，尽管天赋异禀，但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成昨日黄花，他也是注定了要被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