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与思想

“心即理”

王守仁秉承陆九渊的学说，使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他们被称为“陆王学派”。陆九渊从“心即理”说出发，认为格物的下手处，就是体认本心。王守仁并不满意陆九渊的解释，他说：陆象山之学，“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语，虽亦未免沿袭之累”。

王守仁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认为“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正如陆九渊所言“心接具是理，心即理也”，何消外求？故明“本心”则明“天理”。故王守仁强调：“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以心外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王守仁指出：

“知行合一”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比如，采用仁爱的方式对待周围的朋友，真正的知行合一在于确实的按照所知在行动，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他的目的在于“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对于朱熹的“先知后行”等分裂知与行的理论，王守仁在他学生编著的《传习录》中是这样理解的：古代的圣贤在看到很多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知上，而忽略了行，认为这样下去会造成浮夸的风气，于是开始强调要知，更要行，而后世的人就理解为要先知而后行，这就错误的理解了圣贤的意思。

“致良知”

王守仁经历过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在五十岁时提出犹如画龙点睛般的学说宗旨“致良知”：“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唯求其是”

王阳明倡“君子之学，唯求其是”的“求是”学风，并多有阐发。时至今日，“求是”精神仍然十分重要。

“士农工商”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中提出，“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且进一步说明“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观点，他把传统观念中一直被视作“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水平。（《节庵公墓表》）王阳明《传习录拾遗》说：“虽经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此说被称为“新四民论”。

“四句教”

“四句教”是王阳明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全面概括，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学界对四句教的理解众说纷纭，历来就有争议。

流派

阳明学可分作左右二派。其中学者为聂豹、邹守益，是为江右学派，传至黄宗羲、刘宗周，是为。左派者可分又浙中学派、泰州学派，泰州学派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江右学派

代表人物：聂豹、邹守益、徐阶、张居正、黄宗羲、刘宗周

左派

浙中学派

代表人物：钱德洪、王畿、唐顺之

泰州学派

代表人物：王艮、李贽、何心隐、颜山农

日本阳明学

日语汉字为“ 陽明学 ”，平假名形式为“ ようめいがく ”。

阳明学自明朝中后期传入日本（据称时87岁高龄的日本高僧会庵为首个传播者），当时为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后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并对日本后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如有“近江圣人”之称的中江藤树（一般认为是日本阳明学的鼻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舜水东渡日本，进一步传播了阳明学。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著名之阳明学者三轮执斋，著有 《标注传习录》（卷上、中、下及附录，共四册） 。幕末时期有佐藤一斋，著有《传习录栏外书》 。

阳明学对近代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影响很大。

阳明学于明治维新时期成为日本的显学，对明治维新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很多著名政治人物，兵学者均是阳明学追随者，著名的如日本“武圣”东乡平八郎，革命家大盐平八郎，“倒幕魁首”西乡隆盛，其他的倒幕健将如：吉田松阴、高杉晋作、河井継之助、佐久间象山等等。

此外，日本二战后的领军作家三岛由纪夫创作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

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著有《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详述阳明学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传承 。此外，学者高瀬武次郎著有《日本之阳明学》，列出从江户到明治时期的31位日本阳明学者的生平和思想 。

研究书目

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吕妙芬：〈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

吕妙芬：〈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

岛田虔次著，蒋国保译：《朱子学与阳明学》（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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