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光武中兴（25年－57年）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败，并引发内战，其时身为汉朝宗室的汉景帝后裔刘秀乘势而起，在绿林军的协助下推翻新莽而即位，是为光武帝。复国号汉，史称东汉。同时因洛阳为其军事根据地，而西汉旧都长安亦逢多次战乱而日残，所以定都于洛阳，并复名雒阳。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史称光武中兴。

明章之治（57年－88年）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史称明章之治。

外戚政治的勃兴（88年－159年）

汉章帝是一个贤明的皇帝，但他却开东汉大力任用外戚之先河。在他死后，刚登基的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由他的养母窦太后执政。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尽管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但是东汉政治的格局已经无法扭转。

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孩子。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的手中。这一次由邓太后的兄长邓骘为代表的邓氏戚族掌握实际权力。汉殇帝只当了约八个月的皇帝就去世。由他的堂兄刘祜即位，也就是汉安帝。汉安帝本身就是由邓氏戚族拥立的，所以自然也成了傀儡。邓太后死后，安帝才亲政，他消灭了邓氏。然而他却未能阻止其他外戚集团掌握权力，东汉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

刘懿在阎氏戚族的支持下登基，即位二百余日后就因病去世。不久之后阎氏戚族就被宦官消灭。宦官拥立汉顺帝。但是汉顺帝对外戚继续放任自流，结果导致梁氏戚族长达20多年的专政。梁冀更是达到了外戚权力的巅峰，汉冲帝、汉质帝都被他牢牢控制。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怨言就被他毒死，汉桓帝即位。

政治局面的恶化（159年－189年）

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十三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问题是，宦官的腐败比外戚更甚。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宦官当然不愿意放弃权力，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指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汉灵帝把朝政全交给宦官，使政局更为恶化。184年，黄巾之乱爆发，东汉政府陷入混乱。党锢终于被解除，但已经太迟了。

名存实亡的朝廷（189年－220年）

189年，汉灵帝去世，汉少帝刘辩即位。外戚何进官拜大将军，掌控朝廷，他打算铲除宦官势力。但是少帝的母亲何太后反对。此时，士大夫领袖的袁绍提出建议，让拥兵自重的西北军董卓进京，逼迫何太后答应。何进同意了袁绍建议，一场铲除宦官的计划开始了。

然而，事情不幸泄漏。宦官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他们先下手为强，杀掉了何进。时在西园军的袁绍闻讯，立即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大宦官张让挟持汉少帝逃走，追兵赶到，张让自杀身亡。可此时董卓的武力已经到达帝都雒邑，外戚和宦官的势力同归于尽，董卓控制了朝廷。

董卓为了树立威望，他首先废掉了汉少帝，立他的弟弟刘协为皇帝，即汉献帝。190年，他又把汉少帝和何太后一起杀掉。这种的行径引起了地方诸侯势力的不满。他们推举历代公卿的世族人士袁绍为代表，组成关东联军讨伐董卓。虽然这次战争虎头蛇尾，未能达到目的，但仍使董卓感到不安。董卓于是挟持万岁迁都到长安，并且焚烧了雒阳，经营多年的京师雒阳城毁于一旦。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军阀纷纷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朝廷的威望荡然无存。

192年，大臣王允唆使董卓的部将吕布，合作谋杀了董卓，下令大赦。朝廷的权威一度恢复。然而不久之后，董卓幕府的部将李傕、郭汜卷土重来，王允被杀，朝廷再度陷入混乱。195年，李傕、郭汜发生，汉献帝刘协和群臣逃出长安，回到雒阳。但雒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陷入窘迫的处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今许昌）。之后，曹操逐渐掌握朝廷权力，汉献帝只能受制于曹操。220年，汉献帝禅让，曹丕篡位，东汉结束。

疆域和行政区划

王莽篡汉时期已经仅剩秦朝时的疆域，西域各国因为汉帝国的衰落而逐渐脱离管制。东汉王朝末年，中原战乱不断。遂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 。

东汉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疆域政区包括司隶校尉部、十二州刺史部所察各郡、国（王国）、属国和西域长史府辖区，以及当时中国边区各族的分布地 。

州作为行政区划，在西汉时期逐步发展，到东汉时期宣告形成。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十三行部，每部派一刺史，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东汉末年，地方多事。中平五年，朝廷选重臣出任刺史，称州牧，掌一州军民。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至此，中国地方行政由原本的郡县两级制度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十三个州为：司隶（治雒阳）、徐州（治剡县）、青州（治临淄）、豫州（治谯县）、冀州（治高邑）、并州（治晋阳）、幽州（治蓟县）、兖州（治昌邑）、凉州（治陇县）、益州（治雒县）、荆州（治汉寿）、扬州（治历阳）和交州（治龙编）。兴平元年（194年），又分雍州。则至东汉灭亡，全国有十四州。州从监察区变为行政区 。

刘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给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

政治

东汉政权和士族、豪族关系密切，代表了士族、豪族的利益，云台二十八将几乎全部都是豪族出身。士族在东汉社会起著主导作用，光武帝跟士族、豪族取得协调，成为夺取天下的主因。

刘秀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干政、外戚篡国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

刘秀以“柔道治国”为主理念，退功臣、进文吏，使得大多数开国将帅皆以列侯归乡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 。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专制皇权。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400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

东汉的地方官制与西汉相比较，在郡、县两级是基本相同的，不过郡的重要性和权力较西汉下降很多。在州一级，则有根本性的差异，东汉的州已经演变成为一级地方，凌驾于郡之上。至此，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制转变为州、郡、县三级制，一直延续到隋朝"废郡"为止。

东汉的选官制度采用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 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军事

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和平时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皆由太守令长兼领，但在某些沿边及民族斗争紧张的地区，则设都尉或属国都尉别领 。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在田庄内部发展了一种部曲家兵制。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农民、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正因为有这样一支武装队伍，东汉政府才能裁减、甚至在某些地区取消地方军队 。

与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东汉政府还经常用赦免和减罪的办法，募集犯罪的人戍守边疆 。

经济

农业

农业技术得到较大进步，牛耕技术在东汉已普遍采用。西汉时仅限于少数地方。

水利发展

在东汉时期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中国各地已知发现的东汉墓葬里，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和渴乌，大大提高了灌溉水平 。

许多已堙废的陂塘在东汉时期不仅得到了修复还扩建了，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比如在中国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被堙废。东汉初，邓晨当地太守时，进行了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

东汉前期，中国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东汉时还有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那就是对黄河的治理。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由于收到了两堤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大规模的治理，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

生产工具改进

在东汉时生产工具也有改进，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这种工具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期，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还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

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

牛耕技术

在东汉时牛耕技术也受到了重视。一些地方官吏会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在中国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了在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推广 。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样的田庄的农业经营，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还通过不同的土壤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

人口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

手工业

冶铁技术的改进

在东汉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需要量也增加，同时也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在南阳地区的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 。

东汉时在铁器铸造方面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中国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根据已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和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 。

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中国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 。

纺织业

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

文化

  大约是东汉晚期的马塑像

东汉时期的书法、绘画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大量产制画像砖及雕刻墓碑，典型的图案为制酒、收割、宴会等。

学术

汉光武帝刘秀十分尊崇儒学，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不仅东汉的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 。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

风气

东汉报仇风气极为盛行，只要有人侮辱父母或师长便可杀之，虽为法律所不许但会被乡里视为维护尊严的义行，故东汉有许多为了报仇杀人跑路但仍受歌颂赞许的记载。

科技

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造纸术，使中国的文字记录方式开始逐步脱离使用竹简的时代。

制陶业得到了发展，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均可见生产褐绿釉陶器。

天文学家张衡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今仍被广泛使用。

东汉末年长沙太守张机（字仲景）亦为医家，著有汉医内科学经典——《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

民族

在东汉时期，周边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中国边疆地区，比如南、北匈奴，西域、羌族、乌桓、鲜卑、蛮族等各个民族。

匈奴

西汉以来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保持的臣属关系到了王莽时期也陷于瓦解，匈奴乘机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东汉初期，当光武帝进行国内统一战争时，匈奴的势力有所发展。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当时的东汉政权因无力对付匈奴势力，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 。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为了争夺王位，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匈奴所在的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灾害不断，“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方边防，对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也深受汉族影响 。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在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北单于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在对待北匈奴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报答使者的办法，以求和好安边 。

由于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匮乏。北匈奴不断寇扰东汉的北部的缘边郡县。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从这时起，匈奴东面的鲜卑族逐步，占据了匈奴的故地 。

西域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忙于国内战事，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局势混乱。北道各国大都附属于匈奴，南道诸国则相互攻伐，争战不休。匈奴乘机征服了西域北道诸国和南道大国于阗，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不断袭扰东汉边境。为彻底击退北匈奴的进攻，外通商道，内安边境，东汉王朝采取“以夷制夷”的方略，从明帝水平十六年起，始派军出征西域。

永平十六年二月，明帝令奉车都尉窦固、耿忠率军击败北匈奴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战略要地伊吾卢。为进一步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北匈奴，窦固派班超及从事郭恂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班超首先致力干打通匈奴控制薄弱的南道各国，降鄯善，制于阗，袭疏勒，驱除了西域南道的北匈奴势力，使南道诸国先后归附。

与此同时，为防止北匈奴卷土重来，十七年十一月，汉朝派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等再度举兵西征，击破北匈奴白山部于蒲类海，并击降役属北匈奴的车师前、后部，南道基本打通，北道东西两站也为汉朝控制。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和戊、己二校尉。

乌桓

乌桓，亦作乌丸，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支。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

东汉魏晋沿置。乌桓原是游牧部落，南迁后开始发展农业。3世纪初乌桓大部分归附曹操，有万余落入迁中原，渐与汉族融合。留居塞外的大多并于鲜卑。据考证，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西北140里有一座乌辽山，即乌桓人迁驻之地。乌桓人在这块土地上逐步成长、壮大并向南迁徙，与建都于中的封建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密切交往，直至进入中原各地，融合于其他各族之中。

西汉武帝时期，乌桓族主要活动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相当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中东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地区。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首领(大人)朝贡于汉朝，接受侯、王、君长的封号。不久，率众大规模迁居缘边十郡。其向西发展到今内蒙古河套、鄂尔多斯一带。

东汉末年，因辽东公孙度政权及曹魏政权的征讨，除部分乌桓人远迁辽东地区外，“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此后，这个古代民族逐步在历史中消失。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

鲜卑

鲜卑族是继匈奴之后在蒙古高原崛起的古代游牧民族，属蒙古语族，兴起于大兴安岭。为魏晋南北朝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起源于东胡族，分布在中国北方。秦汉之际，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为两部。分别退保乌桓山和鲜卑山，均以山名作为族名，形成乌桓族和鲜卑族，受匈奴奴役。所以鲜卑族的风俗习惯同乌桓、匈奴相似。

西汉初期，东胡被匈奴击败后，鲜卑退保鲜卑山，世属匈奴奴役。汉武帝时期，击败匈奴，将乌桓迁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鲜卑也开始南下到乌桓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此前，鲜卑由于在乌桓北方，一直没有同中原王朝产生联系 。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跟随匈奴侵犯汉境，鲜卑才开始被中原王朝所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

东汉桓帝时，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 ，分地为三：右北平以东为东部，右北平到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为西部。三部各置大人管理，直属檀石槐 。游牧民族所依恃的重要战略物质即是“水草”和“刍禾”、“盐地”，檀石卑大人后，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乃立庭于弹汗山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之后，在他的统帅之下，“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拘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楼人善网浦,于是东击俊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渔以肋粮食。”统一后，鲜卑连年侵扰东汉边境 。

177年，东汉灵帝命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匈奴中郎将臧旻各率骑兵万余人，分别从高柳（今山西阳高）、云中郡（今内蒙托克托东北）、雁门郡（今山西代县西北）出塞，分三路进攻鲜卑。汉军出塞二千余里，鲜卑首领檀石槐命东、中、西三部大人率众分头迎战，大败汉军 。

檀石槐死后，鲜卑分裂 ，西部鲜卑叛离，漠南自云中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轲比能集团，分布于代郡、上谷等地，三是原来联盟所领属的若干小集团，散布于辽西、右北平和渔阳塞外。

蛮族

在中国历史中，蛮族一词指涉非中原地区的、文化落后于中原部落的南方部落，最早在先秦时代，“蛮”字仅用于指涉位于南方的的非华夏部落，后来用来代指四周非汉民族。

畲民今畲族的古称。有关记载最早见于南宋末年史籍。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山区。

羌最早见于甲骨卜辞。夏商时起，分布于今青海、甘肃、四川一带。秦汉时，部落众多，有先零、烧当、婼、广汉、武都、越巂等部。后逐渐与汉族与其它民族相融合。今分布四川的羌族是古羌人后裔。汉代的发羌，与今藏族有渊源关系。

吐谷浑亦作吐浑，原为鲜卑族的一支。游牧于今辽宁锦县西北，后西迁至今甘肃、青海一带。

东汉君主与年号

光武皇帝刘秀，年号建武、建武中元。

孝明皇帝刘庄，年号永平。

孝章皇帝刘炟，年号建初、元和、章和。

孝和皇帝刘肇，年号永元 元兴。

孝殇皇帝刘隆，年号延平。

孝安皇帝刘祜，年号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

孝顺皇帝刘保，年号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

孝冲皇帝刘炳，年号永熹。

孝质皇帝刘缵，年号本初。

孝桓皇帝刘志，年号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

孝灵皇帝刘宏，年号建宁、熹平、昭和、中平。

孝献皇帝（魏明帝曹叡谥）孝愍皇帝（昭烈帝刘备谥）刘协，年号永汉、中平、初平、兴平、建安、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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