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家江公，史佚其名，是汉武帝（前140—前87）时的经学博士。他精通《诗》和《春秋》两经，为著名《鲁诗》学者申培的弟子。他和董仲舒共同仕于朝廷，为武帝讲《春秋》经。董仲舒讲《春秋》宗《公羊》之学，江公则宗《谷梁》之说。后来江公回到故乡瑕丘，设帐授徒，由于他的传授，《谷梁春秋》才得以流传至今。江公的弟子中有韦贤，人称邹鲁大儒，后来成为宰相。江公的孙子也被立为博士，也称江公。江氏一家世代为博士，薪尽火传，于中国学术的传承是有贡献的。西汉武帝时经学家，亦称“大江公”。起初跟申公（鲁人，名培，文帝时经学博士）学习《诗》、《春秋谷梁传》，“尽得其传”，因此“徒众最盛”，受到皇帝的征聘。当时，只要能精通一种经书即可成为“经博士”。有一次，汉武帝叫他与“专治《春秋公羊传》”的著名经博士董仲舒在朝廷上辩论经传奥义。他崇尚《谷梁》，董崇尚《公羊》，展开舌战，各不相让。后终因江公口才不好而被董仲舒占了上风。...

薛胄，隋代人，字绍玄，曾任兖州刺史。少年时聪明过人，饱读诗书。有一些古籍长年放在别人的书房，无人翻阅，因为这些典籍太深奥，里面有许多奇人异事，让人难以理解，他得知后，前去借阅，并一字一句地解读，直到书籍内容烂熟于胸，方才罢休。少年时代刻苦攻读，为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周明帝时世袭爵位为公，后任司金大夫，又升为开府。隋文帝时因与朝政意见相左，累转郢州刺史、兖州刺史。因在兖州政绩卓著，后又迁征云南任大理卿。在此期间，平暴除乱，持法严正，在政坛甚有口碑，又一次被召回京师，任刑部尚书。但终因他性情刚正不阿，坚持自己的政见，与当朝分庭抗礼，又一次贬配岭南（即今日的广东一带）。因长年奔波迁徙，心力交瘁，卒于途中。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薛胄任兖州刺史。他在原石门的基础上，利用堰水发展生产，即堵截泗水用于灌溉兖州的田地。史载：“乃于城东二水交流之处，积石堰之决令西注，坡泽尽为良田，又...

元匡，北魏人，景穆帝之孙，字建扶。其人性情耿直，气节高亮，幼年时，文成帝（公元452年即位）甚喜爱，称其必成大器，遂改名匡。取自《庄子·让王》“匡坐而弦歌”，引方正、端正之意。公元500年，宣武帝即位，元匡任度支尚书。因尚书令高肇处理国事、家事枉法徇私，引起当朝内外争议，元匡理正词严予以训斥，并造棺材一个抬至尚书堂大厅，愿以死相谏，以自己清白的生命为代价，论证高肇所犯罪恶，但终遭失败并被陷害，遂降为光禄大夫。公元515年，孝明帝立，为御史中尉，后因为政公正廉明，与时政不合，被罢免爵位和官职，后又几经沉浮，升为关左都督，回到京师后死去，谥号文贞。公元1993年，兖州泗河金口坝处出土守桥石人2尊，其一背后铭文有“起石门于泗津之下……大魏延昌三年”字样；据史料记载，正是元匡最早在泗津之下修筑了坝桥，为“金口坝”的始作俑者。建坝桥，兴水利，造福子孙后代，元匡的名字自然也应载入兖州发展史册。

西汉初研究《礼》的著名经学家。《礼》是记述古代社会制度和讲求行止规范化的典籍，自秦“焚书”之后大部散佚无存。到了汉代，经过杜子春、高堂生等人的搜集、整理，分别写成了《周礼》和《仪礼》。《仪礼》为鲁人徐生所继承、传播，后来连同他的子孙都被征聘为“礼官大夫”。肖奋受《礼》于徐氏之门，尽得其传，他又加以阐发，传授给东海（今山东郯城境）人孟卿。孟卿又传给后苍。后苍也是东海人，宣帝时为《礼》博士，写成了数万言的说《礼》著作，名《后氏曲台记》，使《礼》得到了更大的传播。这时梁（今河南商丘）有戴姓叔侄二人，称“大、小戴”，大戴名德，小戴名圣，一同跟后苍学《礼》，成就很高。他们博采古《礼》佚文，分别写成《大戴礼》、《小戴礼》。《大戴》后失传。《小戴》一直流传下来，计四十六篇，就是今天的《礼记》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后世所谓的“五经”就包括《易》、《礼》、《诗》三书。兖州有“丁（宽）传《易》、...

扬州美景孔庙“……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诗人白居易对济宁与扬州间商品通过大运河大流通的精彩白描；“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是同住运河岸上的济宁人乔羽对母亲河发出的由衷感叹。同居运河之畔的扬州与济宁，两个不同“脾性”的城市却在地域、水利、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难分难解的大同与小异、交流与融合。那首著名的红歌《我的祖国》，起唱的第一句，既非长江，亦非长城，而是“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里的大河，即指运河；写这词的，就是同样住在运河岸上的济宁人乔羽。将运河与祖国相连，乔老所言，代表的正是济宁人的心声。然而，为什么济宁人与我们扬州人一样，有着如此深厚的运河情？在我随《扬州日报》沿运河采访走进济宁后，我终于得以破解：面对运河，济宁和扬州都结有四个“特殊”缘分，于是平添了若许共同的运河语言。特殊位置一个是运河之胯，一个是运河之脊有人将长城与运河比作一撇一捺的“人”字，则扬州所处的位置好比“运河之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