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而言，古人较现代人含蓄内敛一些。现代人说的稿酬、稿费，古代人婉转的称为“润笔”。“润笔”一词始见于《隋书》，“至唐始盛”。撰写碑文是唐代稿酬的重要来源，有唐一代享誉文坛者的王勃、李邕、韩愈、柳公权、杜牧等人都曾因此而获取过大量稿费。 “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人气爆棚，因为请他写碑文的人太多，收到的稿酬“金帛盈积”，靠卖文发了大财。

唐代稿酬收入最多的人是李邕，据《旧唐书·李邕传》记载，因为擅写碑颂的名声在外，就连方外的道士和尚都带了金帛之物来求文章，李邕来者不拒，前前后后撰写的碑文竟然有数百篇之多。此举引得无数人羡慕妒嫉恨，议论纷纷，认为自古到今“鬻文获财 ,未有如邕者。”王维的弟弟王缙也经常为人写碑文赚些小钱 ，因为兄弟二人住处紧挨着，经常有送稿酬的误入王维家。次数一多，王维不胜其烦，告诉来人：“大作家在那边! ”我去，作家这个词是这样来的，怪不得现代那些大作家们争相创作软文呢，原来是稿酬丰厚在作祟啊。

韩愈也是上了唐代作家富豪榜的人物，他与李邕大面积撒网不同，而是非“公鼎侯碑”不写，数量虽少，赚的钱却多。唐宪宗平定藩镇吴元济后志得意满,诏令韩愈撰《平淮西碑》歌功颂德。他自己不掏腰包，玩起了众筹——将碑文拓本遍赐所有有功人员，这些人自然心领神会纷纷解囊。其中有个叫韩弘的官员寄来绢500匹 ,表示对韩愈的感激之情。宪宗国舅爷王用死了，家人请韩愈撰碑，这回韩愈狮子大开口，王用之子为此支付稿酬带鞍鞯良马一匹及白玉腰带一条。韩愈有个门客,实在看不惯韩愈为死人大唱赞歌捞取稿费的行为,一天趁其不备偷了韩愈一笔“稿费”逃得不知去向，临行撂下一句话:“象这样的不义之财,拿一些花差花差我也心安理得。”

大书法家柳公权因为写的一笔好楷书，他撰写的碑文也大受欢迎,公卿大臣之家如果没有他写的碑文，后代儿孙会被人讥讽为不孝（“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唐人的稿酬多是随行就市，并无一定之规,而宋代的稿酬则有了官方指导价。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交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
宋代稿酬最多的是皇帝秘书，他们代笔的任命书有官方指导价,而且规定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任意加价或减价，这笔钱不是秘书一人拿，而是写的人与下面吏人院驺见者有份。宋太宗年间拜寇准为相,任命书是翰林学士、知制诰杨亿执笔，寇准认为杨亿写的“正得我胸中事”，于是额外赠金百两。
赵宋与李唐一个屌样，稿酬最为丰厚的是墓志碑文。究其原因，墓志为盖棺定论的文章，父祖活着时伤天害理事情做了许多，儿孙后代也不希望先人遗臭万年，于是不惜花巨资买个好评。就算是恶贯满盈的人，身上也难免有一二闪光点，写墓志铭的人赚的就是这种昧良心钱。收了人白花花银子，推脱不过，只好用一枝生花妙笔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些讳饰。因此，一些文士往往不屑于写这种文章，更不会赚这种钱。

宋真宗时，枢密副使马知节请杨亿为父亲撰写神道碑，杨亿写完后，“润笔一物不受”。杨亿不收钱，马知节空落落的，生怕杨亿文章另有含意。思来想去，请出官家来做杨亿的思想工作，请他无论如何收下自己的心意。宋真宗是个喜欢和稀泥的人，找来杨亿，不容置疑道：“润笔卿宜无让！”无独有偶，南宋周必大为韩世忠撰写神道碑，韩世忠之子韩彥古送来二百两金子作酬劳。这么一大笔钱有收受贿赂之嫌了，周必大说什么也不敢收，为此专门向孝宗上《辞免润笔札子》陈情。孝宗御笔亲批：“依例收受，不须恳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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