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和在西部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军事战略思想，指导了刘备从无“立锥之地”，到蜀国的建立。他虽未完成“兴复汉室”的，但不愧为中国古代一位军事战略家。

关键词：军事 联合 西部 根据地 战略家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候，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 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1）。诸葛亮的这段话，反映了他纲要性的军事战略思想。这一决策，指导了弱小的处于危难之中的刘备集团，从“无立锥之地”到蜀国的建立、发展和强大，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现就其战略思想的卓越之处略述浅见如下，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战略三阶段与联合抗曹

诸葛亮谙于战争规律，深刻了解天下大势，他明确的把“兴复汉室”的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占领“荆”、“益”、汉中，此乃战略防御阶段；“内修政理”，发展壮大是战略相持也；出“秦川”、“向宛、洛”，就是战略进攻了。当诸葛亮提出此决策之初，曹操已平定北方和中原，成为一支“拥百万之众”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并欲统一全国了。面对这个强敌的进攻，孙权难以抵御，而刘备就更无能为力了，他看清了这一形势，提出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的军事外交路线。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刘备败退“至于夏口”，危在旦夕，他提议：“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促成了“并力拒曹公”的战局，致使“曹公败于赤壁”。联孙抗曹之策，不但拯救了寄人篱下的刘备，而且趁机占领了“荆州、江南诸郡”（2），有了立足之地，并由此进军西部地区，实现了战略防御阶段的目标。

诸葛亮“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地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联合抗曹，他这种联弱抗强的策略，只是权宜之计，一旦破曹，即会调转枪口去进攻孙权，完成他“兴复汉室”的政治宏愿。

二、抢占西部地区，建立根据地

诸葛亮在刘备军事实力弱小的情况下，实施了避开在曹操、孙权之实的夹缝中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处境，挺进西部之虚，建立根据地的作战方针，更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

西部地区是个军事战略重地，帝业之基石，历史上周、秦、汉等许多朝代都发祥于此，司马迁总结了这一历史规律：“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3）。尤其是秦、汉这两个对华夏历史起着深远影响，奠定了大一统封建集权制的帝国，似有同样的发迹史，它们都是以关中、巴蜀和汉中为根据地， 而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国是采用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4）的战略决策并吞了六国，拙作《司马错军事思想浅探》（5），作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他采用韩信训，“从故道还”（6），占领关中后，才建定了帝位。西部在我国历史上缘何能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地理优势

华夏地貌，呈西高东低之势，西部多山，又大都为东西走向，东部则多是平原，条条河流发源于西，而东注大海；西部地域辽阔，战略回旋余地大；特别是相邻的秦岭、巴山，横贯西部东侧，山高林深，关隘甚多，易守难攻。秦岭北侧是八百里秦川，亦称关中或秦。巴山南侧是四川盆地，即古之蜀地，汉称益州。汉小雄居秦岭、巴山之中，是连接秦川、益州的交通枢纽。这片形胜之地，地处长江、黄河中游，东临诸侯，呈居高临下、浮江已下之战略态势，古人多有议论：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7）

“夫关中左觳函，右陇蜀……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有变，顺流而下”（8）。

“秦地尽居楚上游，居高屋建瓴之势”（9）

“栈阁北来连陇蜀，汉川东去控荆吴”（10）

这种西部对东部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进则势如“射隼”（11），退可“保其岩阻”，是造就了历史上许多王朝的地利因素。

(二)、物资丰富，经济发达

西部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经济发达，史籍对此亦多有记载：

“关中自沂、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邢，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之遗风，好稼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月、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2）。

“秦地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13）。

“蜀沃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4）。 “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沃土”（15）。

西部的物力、财力保障了进攻时有充足的军需，守则可自给自足，%26#8226;这是收“功实”的物资基础。

(三)、勇于进取的人文精神

我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林剑鸣着《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16）文中指出：秦文化价值观与西方社会雷同，是“重功利，轻伦理”的“外倾性”价值体系，具有“积极、进取”的特征。而L山东诸侯国文化价值观属于“重伦理，轻功利”的“内倾性”价值体系，具有“保守、静止”的特质。

巴蜀、汉中之地，早在秦惠王后九年就被秦人所占领，在秦国100多年的长期统治下，作为主导文化与巴蜀文化整合中，巴蜀、汉小民众亦具有“积极、进取”的特性。西部的这种民风，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

“重功利，轻伦理”的秦国，其社会发展快，表现在战场上就是秦人争功夺利，英勇善战。《韩非子%26#8226;初见秦》描述：“秦人间战，顿足徒裼，犯白刃， 蹈炉炭。 断死于前者， 皆是也，是故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这样一支英勇的军队，是秦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东汉未年，西部更有利

当诸葛亮的战略决策出台时，西部较北方等地区更具有利因素：其一、汉朝的“徙豪杰诸候强族于京师”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17），以及遣汉小人张骞通西域等政经措施，又拉动了西部的经济发展，使关中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是国际贸易和“闻名于国的纺织中心”、“蜀郡、广汉郡生产的漆器当时已闻名全国”、而“成都成为中国西南部最大的商业小心城市（18）。司马迁指出关中：“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9），控制了全国百分之六十的财富，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东汉未年，北方、中原一带军阀连年混战，已使社会遭到严重破坏，陷入“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20）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1）的绝境，而西部却未遭受大的战乱，保持着相对稳定。其二，益州的“刘璋暗弱”、汉中的张鲁“不知存恤”以及西部其它军阀势力都较弱，容易攻取和发展。

诸葛亮深刻了解西部的地理、经济、军事和历史情况，也更明白是时西部的有利条件。他曾多次北伐，欲占领秦川，把西部的战略要地连接起来，走秦、汉朝的发迹路。然而，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三、树立了顺应民心的战略思想

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也。东汉未年

，豪杰并起，战乱数十年，民不聊生，人人思安乐安，盼望国家统一，结束战争，能吃饱穿暖。诸葛亮了解民众心愿，在“内修政理”中，照顾到战争与民心等方面的关系，采取了许多得民心的措施。 (一)、宣传战争的目的和忠节思想

诸葛亮明确提出，蜀汉所进行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来；他表白：对后主将“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在“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和统帅军队的情况下，他依身作则，不僭不越，尽臣之职。他标榜的正统思想和忠君意识，在封建社会里，是能博得广大人心的。

(二)、加强法制、维护治安

诸葛亮身处社会，针对刘璋“政德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氏，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一些社会流弊，加强了法制工作，制定了汉科(律)；实行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等措施。

他执法严明、公正，不分亲疏。马谡与他情深，但因失街亭而被诛，李严运粮不继，虽与他交好，仍被处罚等；还对豪强地主、刑事犯罪份子进行了严厉打击。陈寿评说他：“立法施度……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 习凿齿曰： “诸葛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但他实施的刑法是乱世用重典，依法办事，而且是“教令在先，诛罚在后”，不是严刑峻法。所以“刑政虽峻而无怨者”（22）。在诸葛亮的治理下，“知其所畏”，使蜀国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的人人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环境。

(三)、发展生产，丰衣足食

诸葛亮指出：“地失其常，则有枯败”；“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认为民对食、衣的基本生存需要，是关系到政权存亡的大事。建兴元年以后，他成为蜀国最高决策者，首先实施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政策，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禁止“妨害农事”，开采取了一系列助农之策：例如，把成都附近的一些荒芜田地分给农民，“令安居复业”（23）；“唯薄赋敛，无尽其财”（24）；在南中“令人教打牛以代刀耕”（25），使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26）；“休士劝农”（27） “分兵屯田”；在都江堰设置“堰官”，“以征于千二百人主护之”（28），对汉中的山河堰等多处水利设施也进行了“踵迹增筑”（29）等，促进了农业大发展，使蜀国呈现出“百姓布野，余粮栖田”（30），“桑梓接连”（31）的丰收景象。

他还注重工业，手工业的发展。在蜀国“诸葛盐井有十四”（32）、“家有盐泉之井

”（33），采矿业的制造业也发达，使国家的“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34），既利国又使私营工商业者获利；纺织业更看好，在成都等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35），已成规模化生产。 诸葛亮的经济政策，使蜀国物力、财力得到长足发展。袁准评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人民生活丰衣足食了。

(四)、倡导廉俭，反对贪奢

在刘璋统治下的益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36），而多任益州牧“贪残放滥，取受狼籍”（37），淫奢腐败，各级官吏自有效法。针对贪奢时风，他告诫人们“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号召官吏“躬耕勤苦，谨身节用”、“清心寡欲，约已爱民”；责令“贪而喜利者可遣也”、“得其财帛不自宝，得其子女不自使”。他自己作出榜样，不贪不奢，为官清廉，生前上书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既如实公开了家财，又立下保证。死后，按照他的遗嘱，

“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需器物”，这样的葬制，与庶民一样了。 在诸葛亮言传身教和管理下，蜀国的官风正，廉洁的官员多，高宫中就有“躬率以俭，恶衣蔬食”（38）的董和以及刘巴、姜维、杨洪等人。

%26#8226;中国的老百姓都盼望和热爱清官，像诸葛亮这样的大清官，人民就更拥护了。他实行的这些顺应民心的措施，赢得了人心，使蜀国的北代战争得到了广泛支持，生前他“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39），死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祭”（40），充分说明了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敬仰了。

四、把握“天下有变’’契机

决策中说“天下有变”，就“向宛、洛”，出“秦川”，两线对曹魏腹背进行战略进攻，可怎样个变法，未具体说明。拙作《‘天下有变’析》作了探讨：他每次北伐，是在“关中虚弱”、魏明帝年少、魏国遭灾、策反孟达(使魏腹背受敌)等对蜀国有利的变数中发动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当他审时度势，认识到单靠本国力量是无法战胜魏国时，为了与吴国重新结为军事同盟，开辟伐魏第二战场(又使魏国腹背受敌，这亦是他的战略决策特点之一)，就灵活机变，把“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既定国策，改变成了与吴国“共交分下”，促成了“戮力一心，同讨魏贼”的局面。他是善于观察、促使、把握和及时利用有利于北伐的天下之变的（41）。

诸葛亮领导的北伐战争虽未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刘备集

团唯一可行地正确的军事路线；并达到了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的目标，他应是中国古代一位军事战略家。 注释：

（1）《三国志%26#8226;诸葛亮传》。本文未加引文注释的， 皆出于本传(含注引)和《诸葛亮集》。

（2）《三国志%26#8226;传》。

（3）《史记%26#8226;六国年表第三》。

（4）（14）《华阳国志%26#8226;蜀志》。

（5）《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2年3期。

（6）《史记%26#8226;汉高祖本记》。

（7）贾谊《过秦论》。

（8）《史记%26#8226;留侯世家》。

（9）马非百《秦集史%26#8226;司马错传》。

（10）陈显远《汉中名胜古迹》，汉中市印出版。

（11）《史记%26#8226;张仪列传》。

（12）（17）（19）《史记%26#8226;货殖列传》。

（13）《史记%26#8226;刘敬叔孙通列传》

（15）《三国志%26#8226;张鲁传》。

（16）《人文杂志》，1989年2期。

（18）刘泽华《中国古代史》， 人民出版1979年。

（20）《三国志%26#8226;张绣传》

（21）《曹操集%26#8226;蒿里》

（22）（39）袁准《诸葛公论》。

（23）《三国志%26#8226;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24）（27）（30）《三国志%26#8226;后主传》。

（25）冯苏《滇考%26#8226;诸葛亮武乡侯南征》

（26）杨慎《滇载记》。

（28）《水经注．江水注》

（29）《一统志》。

（31）（33）（35）左思《蜀都赋》

（32）《山川记异》

（34）《三国志%26#8226;王连传》

（36）（38）《三国志%26#8226;董和传》

（37）《三国志%26#8226;刘二牧传》，注引《汉灵帝记》

（40）《襄阳记》

（41）《汉中师院学报》，1994年2期

作者：郝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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