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成都市区四十六公里的新津县永兴镇九连山观音寺，原为北宋丞相张商英(1042-1122年)的故宅。张商英号无尽居士、为临济正宗黄龙禅系南岳下十四世兜率从悦真觉禅师(1044-1091)法嗣，研究《华严经》颇有心得。张圆寂后，其家人舍宅为寺。现寺内碑亭尚立有“宋少保张商英故里”古碑。全寺占地五十亩，1956年即被列为四川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商英，字天觉，新津县永兴镇人。生于北宋仁宗赵桢庆历二年(1042)。嘉�v六年(1061)考中进士，授通川郡(今重庆达川市)主簿，后知南川县(今重庆南川市)。神宗赵顼熙宁初年(约1069)，重庆地区少数民族叛乱，侵扰连县，张商英向他们晓以大义，诱以官禄，说降其酋归依朝廷。而时任编修三使条例官的章��受诏经制夔州路(今重庆万县市)少数民族，却肆意羞辱郡县众官吏，众不敢言，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以致吏部派使者往谕，使者亦惧章��狂妄，特邀张商英陪同往见。张氏临场发挥，机锋婉转，力驳章��狂语，谈吐落落大方，举止不卑不亢。章��叹服，延为上客。回京后即向丞相王安石(1021-1086年)大力推荐。王安石早年任江宁知府时，曾得张商英之兄，时任殿中侍御史的张唐英(1029-1070年)向神宗皇帝大力兴荐，得以于熙宁三年(1070)入朝为相，他此时不忘旧恩，调商英入朝任检正中书礼房，旋擢监察御史。然而，商英虽然倾向变法，却不愿过多地卷入新旧两派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加之其性格“负气�m傥”(才华卓异不凡，不肯屈居人下)，故在变法与守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经常倒楣，浮沉十多年，使监盐、监税、典刑狱等，转徙五、六省。至哲宗赵煦元�v元年(1086)，宣仁太后高氏(英宗皇后)听政(因哲宗皇帝年仅十岁，尚未成年)，封张商英为开封府推官，他力反更改新法。数年后，哲宗亲政，召商英为右正言左司谏。他直抒已见，认为元�v初年对新法的鄙薄非议确有朋党宗派的过当成份，上疏攻击了已故的司马光(1019-1086)、吕公著(1018-1089年，元�v元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和已致仕退休的文彦博(1006―1097年，元�v元年任平章军国事)等人，并论内侍诸事。而哲宗对元 �v众臣的打击，主要是他当年未能亲政的发泄，以致苏轼(1037-1101年，元�v七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1041-1098年，元�v七年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为吕公著女婿)、孙升、韩川等人亦相继遭遣。元�v六年(1091)张商英出任江西路转运使(漕司)，负责催征税赋，出纳钱粮，办理上供及漕运等事务。徽宗赵佶1101年即位后，拜蔡京(1045-1126年)为相。商英与蔡京雅善，得授尚书右丞，后转尚书左丞。但他仍不一边倒，一直保持着自已的政见，同蔡京议政时意见常不合，每第抵其要害。他指责蔡京逢迎巴结讨好徽宗皇帝，禁锢正直官吏士大夫。蔡京怀恨在心，乃指使御史取商英所作《元�v嘉禾颂》、《司马光祭文》，指责他颂扬“元�v更化”，反复无常，欺世盗名。加之商英又参与章��、安焘之争，结果遭到徽宗贬斥，削知毫州，并被列入元�v党人碑的黑名单之中。蔡京罢相后，他调知鄂州(今湖北武汉市)。蔡京复相，他又是被贬到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市)两地安置。大观四年(1110)，蔡京再度罢相，徽宗欲升商英为杭州知府，商英晋京禀报之时，徽宗特别“赐对”，让他自由发表意见。张奏不可废弃新法，而应当有所改进，“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徽宗以为通达，改变初衷，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拜相之夜，彗星不现，次日霖雨。徽宗甚为迷信，物赐张商英书“商霖”二字。

张商英为相时，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侥幸意为求利不止)。徽宗对他也有几分畏惧，在修葺升平楼时告诫左右：“若遇张丞相经过，立即停工不动，毋使其发现。”商英还改革货币、粮制、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发展农商，以薄赋宽民。他主持发行的“交子”，不但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他于蔡京之后少变其政，结果遭到蔡京同党的攻击。政和二年(1112)，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河南府，旋贬到崇信军(今陕西凤翔、宝鸡市地区)节度副使，安置衡州(今湖南衡阳市)。蔡京再次复相后，太学诸生皆辨张商英之冤屈，致蔡京有所惧虑，乃将其官复原职。

宣和四年(1122)阴历十一月的一个黎明，张商英口占遗表，令子弟书之。并作偈曰：“幻质朝章八十一，沤生沤灭谁人识？撞破虚空归去来，铁牛入海无消息。”俄取枕掷门窗上，声如雷震，众视之，已薨矣，世寿八十一岁。徽宗谥号“少保”，高宗赵构绍兴元年(1131)加赠“太保”，后又赐谥“文忠”。

张商英年轻时并不信佛，他初涉官场，任通川郡主簿时，一日游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整齐，怫然不悦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乎！”入夜，坐书房中，研墨吮笔，凭纸长吟。其妻向氏招呼道：“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商英以前意白之：“正作《无佛论》。”向氏应声而言：“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作《有佛论》。”张默思其言颇有道理，遂罢之。后访一同僚，见案上有《维摩诘所说经》，遂取之信手翻阅，当读至“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处，不禁喟然叹曰：“胡人之语，亦能如此耶！”乃问：“此经几卷？”同僚答：“三卷。”乃借归阅次。向氏问他看何书？商英答之。向氏曰：“可熟读此经，然后作《无佛论》”。商英悚然，由是深信佛法。元�v二年(1807)，他朝五台山，中夜于秘魔岩见文殊大士现身金色光中。后自太原出巡寿阳，至方山昭化院，此地有唐初华严宗大师李通玄(635-730年)撰写《新华严经论》四十卷的土龛之所在。商英于破屋下得李通玄所著《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如获至宝，展卷疾读，如醍醐灌顶，甘露滋心，疑情顿释，庆快平生！李玄通精研易理，并用易经学说来解释《华严经》，见解独到，于智俨(602-668，华严宗二祖)、法藏(643-7112年，华严宗三祖)一系之外，别树一帜。而张商英于道学也极有根底，曾撰《三才定位图》一卷，《大象星经》一卷，《乾象星经》二卷，《大象列星图》三卷，《无尽居士注素书》一卷，《金�斋投简仪》一卷，《金�三洞赞咏仪》三卷，故对李通玄有异代相知之感。他乃与当地父老一起，将昭化院修葺一新，塑李通玄像于其中，是时有圆光现于山南。商英还作碑记一篇，勒之于石，记述其事。

元�v六年(1019)，张商英出任江西路转运使，登庐山，谒东林寺常总照觉禅师(1025-1091年，黄龙慧南弟子)。禅师诘其所见处，与己符合，及印可。后出巡至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夜至兜率院，与从悦真觉禅师(宝峰克文弟子)语至更深。论及宗门事，禅师曰：“东林(常总照觉)既印可(转)运使，(转)运使于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张答：“疑香岩《独脚颂》、德山《拓钵话》。”禅师曰：“既于此有疑，其余安得无疑耶？只于岩头言末后句，是有耶？是无耶？”张答：“有。”禅师大笑，便归方丈闭却门。商英一夜眠不稳，至五更下床，触翻溺器，乃大彻大悟，猛省前话，遂有颂曰：“鼓寂钟沉拓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径扣方丈门，曰：“某已捉得贼了。”禅师问：“贼在何处？”商英无语。禅师曰：“(转)运使且去，来日相见。”翌日，商英举前颂，禅师曰：“参禅只为命根不断，依语生解。如是之说，公已深悟。然至极细微处，使人不知不觉堕在区宇。”乃作颂证之曰：“等闲行处，步步皆如。虽居声色，宁滞有无。一心靡异，万法非殊。休分体用，莫择精粗。临机不得，应物无拘。是非情尽，凡圣皆除。谁得谁失，何亲何疏？拈头作尾，指实为虚。翻身魔界，转脚邪途。了无顺逆，不犯工夫。”商英十分佩服！遂邀禅师至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县一带)，途中一一伺事，有十颂述其事，禅师亦作十颂酬之。

大观四年(1110)，商英寓居荆南(今湖北秭归、宜昌一带)。临济高僧圆悟克勤(1063-1135年，临济正宗杨歧禅系南岳下十四世蕲州五祖法演禅师法嗣)东出夔门，舣舟(停船靠岸)谒之。两人一见如故，辩论《华严经》之要旨及禅门宗趣，通宵未眠。克勤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万复万，浩然莫穷。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卷舒自在，无碍圆融。此虽极则，终是无风����之波。”商英闻此言，不觉将坐榻移近禅师。克勤又问：“到此与祖师西来意，为同为别？”张答：“同矣。”克勤日：“且得没交涉。”张色为之愠，克勤解释道：“不见云门道，山河大地，无丝毫过患，犹是转句。直得不见一色，始是半提。更须知有向上全提时节。彼德山(宣鉴)、临济(义玄)，岂非全提乎？”张乃首肯。

翌日，克勤又举华严宗“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以问商英：“此可说禅乎？”张答：“正好说禅也。”克勤笑曰 ：“不然，正是法界量里在，盖法界量未灭。若到事事无碍法界，法界量灭，始好说禅。如何是佛？干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净(克文)偈曰：事事无碍，如意自在。手把猪头，口说净戒 。趁出淫坊，未还酒债。十字街头，解开布袋。”商英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固尝疑雪窦大冶炼金之语，今方知渠(他)无摸索处。”克勤尝有颂云：“顶门直下轰霹雳，针出膏肓必死疾。”正与商英之意相契。张深为信服，以师礼待之，并请他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夹山灵泉院方丈。商英尝评克勤曰：“吾每惧祖道寝微(衰落)，今所谓见方袍管夷吾也。”自此，克勤被誉为“僧中管仲”。(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周庄王十二年被齐恒公任为相，主张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执政达四十年，使齐恒公成为“春秋之霸”之首。)

克勤住持灵泉院期间，应张商英之请，为文评述北宋云门宗高僧雪窦重显(980-1052年)的《颂古集》。阐发其奥旨，为禅门后学指明了方向。灵泉院方丈室自夹山善会禅师(806-881年)开山以来，悬有一匾额、曰：“碧岩”。至圆悟驻锡时，已历二百余年。门人辑录其文，题名为《碧岩录》。

在中国禅宗史上，《碧岩录》的诞生，标志着禅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讲“公案”，逗“机锋”的《灯录》(如《景德传灯录》)、《语录》(如《古尊宿语录》)阶段，发展到注释“公案”、“机峰”的阶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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