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庭观念中民间传统的延续与变异

              引论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社会观念体系崩溃，具有现代取向的新社会观念体系渐次建构起来。但在新观念建构中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的关系，无论对于当时人还是后人，却都是一直争论不休也纠缠不清的问题。传统是否仅是儒家主流传统？新文化人建构新观念有没有内在的传统资源？如果有的话，其形态如何？对于这些问题，思想家们从概念阐释到逻辑推理，曾作过不少论说，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许让我们跳出概念游戏的圈子，作一些本于生活实例的个案考察，可能会另有一些比较切实的发现。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五四”时期，新青年们以反传统相号召，高扬个旗帜，批判旧家庭制度，将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大家庭伦理斥之为“吃人的礼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时间，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个等成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号，宣传这些新观念的各种新书新报、西书译文涌现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们纷纷抛却昔日经籍、争读西学新书的中，却有几本明清时期江南文人的自传体笔记旧文，也被屡屡翻印，流行一时。如江苏如皋人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浙江钱塘人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钱塘人蒋坦的《秋灯琐忆》，还有江苏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等，都被反复印行，成为大受青年喜爱的热门书，其中的人物故事也成了新青年们常常谈论、耳熟能详的掌故。这些几百年前民间文人写下的旧籍小文，所记内容均为个人的家庭夫妇生活。在旧时，这类文字既属闺阃生活琐事，复多不合正统礼教，故皆属文坛末流，为士林所不屑。然而，在西学涌入、新说叠出的二三十年代，这些陈年谷屑却被翻了出来，成了与西书新著并列流行的文字，此一现象颇值得玩味。更有甚者，当时一些活跃于文坛、负有时名的文人学者，对这类书也很为注意，或撰文推介，或引入著述，以为论述家庭问题之佐证。足见这些旧时文字在此时已不仅仅是引人好奇的昔人逸事，而成为一种与时代思潮有某种契合的文化符号。那么，这种旧文字何以转变成了新符号？其间意义有何变化？对于新观念的生成有何作用？此事关乎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连续性问题，其中曲折颇值得深究，惜以往史家对此一现象甚少留意。

     在这类旧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一篇乾嘉之际一个苏州无名文人写下的仅3万余字的自传小文，写成后手稿零落，几被湮没，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标点首次以单行本印行后，据笔者初步统计，直至40年代至少已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间就印行8次之多，可见该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及流传之广[1]。30年代中颇有时名的“洋派文人”林语堂又把该书译为英文，并在自己谈论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会学家潘光旦在关于性学的译著中也引注此书以为例证。他们三位都是成长于“五四”时期，受新式教育，活跃于当时文坛，积极投身于新文化建设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们对此书的解读，却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视角和家庭观念而迥然不同。显然，此书所代表的某种传统家庭文化因素，在这三人分别代表的不同观念系统里，有着不同的符号意义，反映了这种传统因素在他们建构的现代家庭观念中具有不同的延续和变异形态。对这一现象深加考察，当会对前述传统与现代观念连续性问题有所回答。

    关于《浮生六记》，除了1920-1940年代人们谈论婚姻家庭问题时有所引证之外，此后至1980年代在港台地区还有所续谈，但在大陆地区几乎无人再谈及，只是近十多年来该书才又有重印，也偶而有人论及，但多将其视为文学作品，从文学角度谈论其价值[2]。至于将其作为历史资料而论其社会文化史价值者则较少，曾有人对该书作者身世作过考证[3]，也有台湾学者在论述明清文人世俗生活时引证过此书内容[4]。而从历史角度，特别是跨越古代与近现代历史时空，考察该书及其在“五四”以后流行的历史现象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涵义，则未见有人涉及。至于对俞平伯、林语堂和潘光旦三位文化名人的研究，分论各人者虽不乏宏文，但将三位的家庭观念以一线而横作比较，也尚属未见。故此本文拟对《浮生六记》这一代表某种家庭文化传统的文本，以及俞平伯、林语堂和潘光旦三人以各自视角对该书的不同解读进行一番梳理，以求对现代家庭观念建构的不同理路中，这一脉传统因素的延续与变异问题作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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