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论述不知不觉就取代了后现代话语，这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何以被后现代跨越的现代性却又死灰复燃，而且把后现代话语扫地出门了呢？这里面的蹊跷与奥秘，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以至于杰姆逊这个中国后现代宗师也匆忙写作一本《现代性的幽灵》回应学界的时尚潮流，不想，宗师的这个行径在中国引发了剧烈反应 。这里面当然包含不少误读，但现代性论述本身的含混与暧昧，它与后现代的相互缠绕关系，也是造成误读的根源。实际上，当下学界把后现代换成了现代性，不过是秉持了后现代初起对现代性的批判衣钵，并没有多少惊人之举。问题在于，现代性论述向着帝国历史，向着当下的全球化资本市场二个极端展开论述。并且把历史与现实强行铰合在一起，这倒是使现代性的历史变得一脉相承，好象中间根本没有后现代发生一样，这就把后现代挤出局。但挤出局的只是后现代的能指，当今的现代性论述实质上也就是后现代论述。那些观点方法，那些立场和态度，都与后现代脱不了干系。然而，现代性论述本身已经尝到了甜头，另起炉灶已是既成事实。也就是说现代性的能指已经替代了后现代，而后现代的能指真的不见踪影了。现代还有谁在使用“后现代”这个词这实在是太古老，太不时尚的一个词了。连杰姆逊都在赶趟，虽然他怀着愤懑。

     现代性论述的本质意向可以说表现在二方面：其一，对现代性展开深入全面的批判；其二，用文化的差异政治学建构现代性的多样化方案。这二方面的视角和方法都是典型的后现代策略，但问题在于，后现代在这种论述中，真正被拖入现代性沼泽地。后现代的当代活力被消解之后，剩余的是现代性的庞大骨架。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现代性论述与后现代的真实关系，清理那些似是而非的后现代含义，建构一种富有当代性活力的后现代知识。当然，建构这种新的当下的后现代知识，并不是要再次颠覆当今已经时兴起来的现代性论述，恰恰不是，而是摆正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理应是一种更富有包容性的知识范型，它可以而且应该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尽管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曾提出，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只能是革命式的替代，这是你死我活的革命。但在这里，现代性并没有构成新的知识范式，依然是在后现代的范畴内进行重新整合而已。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需要重新建构后现代知识，重新确认当代思想的根基和新的出发点。
    
     一、 现代性之隐忧    
    
     当今的现代性论述，一方面揭示现代性的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又把现代性看成充满危险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思维。后者当然与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一脉相承，它实质就是一种后现代的反现代性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支持下的深化。但前者却显示出一种含混和暧昧，也正因为此，现代性论述与过去的后现代话语还是存在差异。转向现代性的后现代话语，也不知不觉对现代性的内在的丰富性产生兴趣，这是理论自我设置的圈套。当一种理论要行使批判能力时，它要对理解的对象事物进行全面的梳理，无形中使对象的内在意义得到全面显现。这使得这种批判理论成为对这一对象事物的论述，在某种情况下，批判性被阐释压抑时，那就更显示出这种论述的客观效果。这就正如福科当年在分析性的话语增殖的状况时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对性的压抑和禁忌，导致性的话语以各种方式增殖。

     从总体上来说，现代性论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具有自由主义立场的政治学、左翼阵营的社会学领域、以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显然，这几方面都未必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只是左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在引入后殖民理论和行使大众文化批判时，后现代主义的意味才突显出来。这几种现代性论述都对“现代性”持怀疑批判态度，在反思现代性时来探究现代性的问题。象列奥－斯特劳斯这样自由主义阵营的政治学家也把“现代性”看成问题重重。在他看来，现代性存在三次浪潮，现代性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此（现代）以后，人们就不能分辨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坏的，一切都失去标准。 列奥－斯特劳斯试图从马基雅夫里之前的前现代政治学哲学家那里（例如，色诺芬的思想里），找到现代政治学困境的解救良方。象他这么大名望的思想家，居然对现代性以来的思想如此不信任，也令人觉得奇怪。当然，色诺芬的思想不过虚晃一枪，色诺芬的思想显然是经过他阐释后才产生如此深刻有力的意义，实际也就是他的思想。

     几乎所有的现代性批判者都对现代以来创立庞大的思想体系不满，最激进者当推列奥塔。列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几乎把现代性贬得罪莫大焉。现代性创立的宏大叙事，无疑是现代理性犯下的最大的罪过，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被装到这个巨大的框架中，都变成一种解决方案。现代性的批判者把现代性的含义加以高度概括时，也让人疑心是不是夸大了现代性的罪过。列奥塔通常都被当作后现代大师来崇敬，但杰姆逊却不买帐。杰姆逊一针见血指出，列奥塔骨子里还是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也就大体上可以看成是“现代性”中之人。列奥塔自己也语焉不详，让人摸不着头脑。在1986年的一次讲演中，他提出要“重写现代性”的说法，而他的“重写”，目的就是防止被后现代改写。这么看来，他又是反后现代的人，要维护住现代性的某种基本涵义 。

     现代性最得力的论述者吉登斯，显然对现代性相当悲观。在谈到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悲观论调时，吉登斯说道：“即使是韦伯，也没能预见到现代性更为黑暗的一面究竟有多严重” 。吉登斯把现代性的特征解释为断裂性、反思性，在他看来，这二者正表明了现代性的巨大风险。断裂、反思引发的社会的脱序，安全稳定性的丧失，信任的风险……等等，被吉登斯用以阐述现代性严重后果的标志。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设计错误和操作失误是导致巨大危机的根源，但这还不是导致现代性不确定性的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未预期的后果和社会知识的反思性或循环性。这种社会知识的循环促使新知识不断被嵌入到社会中去，影响到社会不断改变它的性质。吉登斯不无抱怨地指出，“现代性最有特色的图像之一，便是它让我们发现，经验知识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我们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作出选择。” 作为一个卓越的现代性论述者，吉登斯的批判性立场反倒被人遗忘，甚至连杰姆逊都勿略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吉登斯正是那些“发明”并“鼓吹”现代性的人，他干脆说，吉登斯就是一个现代性者。令人惊异的是，相当多的左派的同道，如今都被杰姆逊钉在现代性的牌坊上。

     显然，查尔斯．泰勒也无疑会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热烈鼓吹者，他的那本巨著《自我的根源：现代性认同的形成》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20本哲学著作之一。而泰勒本人却对“现代性”忧心忡忡。他认为，现代性至少存在三在隐忧：其一是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它可能导致意义丧失，道德视野褪色以及认同的危机；其二是工具主义理性猖獗，它导致了技术的支配地位从而使我们的生活狭隘化和平庸化。其三是“温和的专制主义”，它使当代社会面临自由丧失的危险 。这三个方面本来是现代性创建现代社会的伟大成果，现在，在泰勒看来，它恰恰是使现代社会走向困境和危险的内在因素。

     这些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的语境中，无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经过近二百年的现代性启蒙，现代性的那些普适价值已经作为社会的组织机制、法的观念和秩序，以及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思维习惯在起作用，不管他们如何批判，这些制度和价值都不会被动摇和削弱。这显然与中国的情形大不相同。中国的现代性建构的历史道路曲折反复，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和法的秩序建立得很不充分，现代性启蒙迅速就为民族－国家的激进革命所取代。尽管说激进的民族－国家革命也是一种现代性建构，这是中国从传统的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性社会的一种特殊方式，共产革命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激进形式，它当然也构成世界现代性的最激进的形式。但中国的现代性的普适性价值的建立则显得很不充分，那些被指斥为“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对于现代性社会建构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一种最内在的根基，唯有这些文化质素，才能使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及法的秩序深入人心。现代性社会的存在和运转才有保障。就从现在的现代性论述对现代性的批判来看，不断质疑现代建构的那些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等普适性价值，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建制等方面，这些现代性状况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但在建构人类社会时，在与其他的价值和社会组织形式相比较而言，它们显得更好些。不是因为它们完美才选择它，而是因为它们相对更好而确认它。现代性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它为进步的理念所怂恿，不断地剔除那些它认为不合理的东西，选择那些“更进步”、更“有效率”、“更有价值”的东西，这种选择当然也不能完全保证正确，其盲目性和谬误，已经为历史一再证明。但从总体上来，如果对人类理性还不至于过分悲观的话，现代性选择总体上还是向好的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进入发达的福利社会，而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选择了改革，象中国这样走了不少历史弯路的国家，最终还是选择了改革，选择了加入WTO，选择了与国际社会保持更高程度的一致。这些无疑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当今中国，过分批判现代性的普适性价值是不恰当的，它可能会影响中国有待于完成的延期的现代性建构，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国际社会保持更高程度的接轨产生再度延迟，或者变形。确实，中国社会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它一直处于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挑战的氛围，也可以说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重组的结构之中，它虽然以激进的方式回应了西方的挑战，但它的传统文化依然深厚，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文化依然在起决定作用。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具有多层次重叠的特性。一方面是传统的巨大的拖延力，另一方面是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二者都使中国的现代性基础建构显得非常不扎实。在当今中国，后现代与现代性可以也应该并行不悖。现代性的那些过度过激方面当然必须加以修正，但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那些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现代性理念应该加以保留和强调。没有现代性的那些价值作为基础，后现代的文化建构，它的文化批判都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例如，在当今中国社会才开始建设现代民主和基本的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和民族身份认同，强调反美帝国主义霸权，把注意力集中在质疑美国的民主自由，那显然是本末倒置，避重就轻。只有当民族与自由真正全面实现后，再质疑民主的局限性，也才可以面对中国的实际状况质疑民主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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