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中有关济南的历史记载虽不在少数，但仍有许多史实未曾记录下来，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济南的历史带来诸多不便。考古学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文明的另一个渠道，今天，当一批批重要的古代遗存不断被发掘出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我们有幸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济南发展演变的历史。这里 略举几例，以飨读者。

    ８５００年前的古村落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章丘的西河遗址、小荆山遗址和长清的月庄遗址，发掘出距今８５００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存，主要遗迹有围濠、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等。围濠发现于小荆山，平面形状近等腰三角形，周长约１１３０米。小荆山遗址和西河遗址均发现了３０多座房址，排列有序，显然是一个有着统一规划的村落。在小荆山遗址发现墓葬３０多座，规模小，极少见随葬品。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骨器和艺术品。陶器造型古朴，制作基本规整。最典型的器物是陶釜，其他还有匜形器、双耳圈足罐、蛋形直口壶、陶面塑像和陶猪等。器表以素面为主，部分器物口沿和颈部发现有锥刺纹、指甲纹和刻划纹。石器主要有石斧、铲、刀、磨盘、磨棒和支脚等。也发现相当数量的骨、角、蚌器。

    这些发现证明，济南地区也是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济南城建沿革的历史

    长期以来，大家都把济南的建城史定在２６００年前，其主要依据就是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历下邑。实际上这一提法需要加以修改。“济南”二字最早见于西汉初期，是一个地区概念，因为当时济南的治所在东平陵城。因此，要确定济南最早的建城史，只要确定了在济南这一个大的区域内存在最早古代城市就可以。根据考古新发现，在东平陵建城之前，城子崖已经存在龙山文化时期和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其中龙山文化时期修建的城面积已达１５万平方米以上。据此，我们可以把济南的建城史提早到龙山文化时期，即４６００年前。这一年代是否还能提早，那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更早的城址来确定了。

    济南在西汉先后经历了济南郡、吕国、济南国、济南郡的建置过程，东汉时期称为济南国的时间较长，西晋永嘉年间济南治所由东平陵城迁到历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省会城市所在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济南的管辖范围并不大，虽然宋代已有了“济南府”这一行政机构，但济南作为真正的全山东省的首府是在明代以来的事。

    章丘的东平陵城，是保存较好的一处重要古代城址，２００１年省市考古所对其进行了一次普探和南北城墙的解剖，取得了重要成果。东平陵城总面积约４００万平方米，这次勘探１３０万平方米，发现城门、排水道口、道路、冶铁、宫殿区等遗址的线索。对城墙解剖的结果显示，城墙建造过程可分为７期，其中１、２期城墙约属于战国时期，其余各期应属于汉代。这些新发现经初步分析和研究，证明了该城址在汉代郡国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历下和历城是两个古老的地名，且在济南治所从东平陵城搬迁来之前，这里就已设置了县，历城县一直延续到今天。文献中记载，济南郡的治所在搬到历城时“在老城之东另建新城”，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老城”和“新城”的城墙遗址。不过近几年的城市考古证明，现在济南环城公园内的古城区确实史迹延续不断。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在济南老城区内进行了大小５次发掘，其中在旧军门巷遗址发现了商代中期的陶鬲残片，这比以前所知的春秋早了８００年左右。在高都司巷遗址发掘出春秋到战国时期的水井近３０眼，而且分布密集。通过这几次发掘，证明济南市老城区（明城墙及护城河以内的地区）从商代晚期开始即有先民居住生活。

    神秘的古邿国

    １９９５年，山东大学考古系对位于长清县城东南２０公里处的仙人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包括居住遗址与墓地在内的一批重要遗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特别是周代墓葬部分学术价值很大，被评为１９９５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周代墓葬共发现６座，自东向西排列有序。墓葬的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式，最小的不足１０平方米，最大的超过２０平方米。墓室中部置放棺椁，少者一棺一椁，多者二棺二椁。随葬品的种类较为齐全，有铜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及玉器、陶器、骨器等３２０余件（组）。经研究，仙人台的６座墓葬最早的约为西周晚期，较晚的约为春秋晚期偏早阶段。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７件有铭文的铜器中，其中４件铭文中有“邿（注：读诗音）”字，应该属于邿国的器物。关于邿国的文献记载只有二三处，且字数极少。如《左传·襄公十三年》：“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文献中关于邿国地望的记载多有歧义。如《春秋左传词典》云：“邿，国名，妊姓，在今山东济宁市南五十里。”；又云：“邿，齐邑，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十二里。”可见邿国的地理位置尚无定论。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的发现，无疑对进一步探讨邿国的历史和地望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济南王与济北王之陵墓

    近１５年来，济南地区先后发现了３座大型汉代王陵，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使人们看到了汉代济南国和济北国的灿烂物质文明。

    双乳山汉墓

    位于长清归德，１９９５年进行了全面发掘，墓葬平面呈双甲字形，总面积约１５００余平方米，总深度达２２米，分墓室和墓道两部分。墓道位于墓室的正北部，上部宽１４米，长６０米。整个墓葬共凿石约８７００平方米。墓道内的原始结构分三大部分，即墓门之外的墓道和墓门内的低回廊、高回廊。其中紧靠墓门的高回廊整体呈矩形，全部用木材建造。在这个宽大的空间内放着３辆华丽的真马车、ｌ辆偶车，以及７匹马。墓主人是一位身高约１．８米的男性。随葬品相当丰富，数量达２０００余件，其中铜器共计１００余件，玉器共５０余件，覆面和玉枕最为精致，金饼共计２０枚，总重４２６２．５克。

    双乳山汉墓所在地属汉代的济北国疆域，经过对墓土文物的综合研究，墓主人应是济南北国最后一位国王刘宽。他是因为犯了有悖人伦的事情而负罪自杀的。

    洛庄汉墓

    位于济南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由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山东省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章丘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已发现和清理陪葬坑和祭祀坑３６座，出土文物３０００余件；主墓室及墓道的面积和范围均已廓清。陪葬坑的类型有车马坑、乐器坑、仓储坑、动物坑、木器坑、泥俑坑等，其中以乐器坑、车马坑的发现最为著名。乐器坑是汉代考古史上发现的第一座完整的实用乐器陪葬坑，出土编钟一套计１９件，保存完好，声音洪亮，被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誉为“汉代第一钟”；发现编磬六套计１０７件，比迄今所发现的西汉实用编磬总和还要多，为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车马坑出土的一、二号车，与陕西秦兵马俑出土的一、二号铜车马极其相似；而陪葬坑分层埋葬的现象尚属首次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学术价值是非常大的，引起了考古界的关注。洛庄汉墓正因为规模宏大，陪葬坑类型丰富，出土文物荟萃，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才能被评为２０００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洛庄汉墓的墓主人根据出土的封泥等文物推测，应是吕后分封到济南的吕国第一位国王吕台的墓葬。

    危山汉代墓葬及陪葬坑

    洛庄汉墓发现后不久，２００２年底，在章丘危山又发现一处重要的汉代墓葬及陪葬坑等，随即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共发现两座陪葬坑。坑内埋藏着总计约２００余件排列整齐的彩绘陶兵马俑和陶车、侍女俑等。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对整个区域进行了密集钻探和重点发掘，结果发现三座陶窑和１０座墓葬。三座陶窑位于危山半山腰，从出土的大量车马俑的残片及少量陶模具看，这是一处为该陵区烧制陪葬品的窑址。危山应是一处有规模布局的陵区，其墓主极有可能就是西汉济南国国王刘辟光。

    除此之外，济南还有许多历史问题讲不清楚，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好的材料就是地下文物出土资料，因此，我们要爱惜和保护好这部地下文献。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崔大庸

    山西省汾西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局）副局长，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所长，山东省考古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政协委员，济南市政协常委。主要科研成果：主持发掘各类墓葬遗址近百处，发表学术论文５０余篇。其中，主持或参与发掘的章丘洛庄汉王陵、章丘危山兵马俑坑、长清双乳山汉墓、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等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近几年带领市考古所的全体同仁，大面积发掘了济南古城区内的多处遗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济南的“城市考古”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获“泉城十大杰出青年”、“济南市拔尖人才”、　“民盟中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被济南市政府记二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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