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白天，雍正还在接见大臣、处理政务，当天半夜，他就去世了。惶惶无措的大臣们找到了他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的传位密诏，确定了接班人是皇四子弘历，即乾隆。乾隆听到是自己而非弟弟继承大位后，立刻伏地大哭，无论王公大臣怎么劝解，他都不起来。

　　大清开国以来，五位皇帝登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血雨腥风。只有他的即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乾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

　　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乾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雍正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乾隆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到位，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第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傍晚，他一整天不吃不喝，哭个不停。

　　按礼制要求，黄舆(雍正的棺材)回紫禁城时，乾隆应该在乾清门(紫禁城内廷的正宫门)内迎接。然而乾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黄舆回宫。大臣们不同意，乾隆还特意下旨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我实在不忍心。你们不要再劝了，让我稍尽孝心吧。”

　　在护送黄舆回宫的一路上，乾隆“哭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下旨，说他不以新皇帝的身份直接由乾清门入宫，而要由内右门(位于乾清门之西，军机大臣等官员自此出入)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父皇的尊重。其他任何一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尽管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他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从很小时候起，乾隆就对严厉苛刻的雍正没什么亲近感。在以后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年幼的乾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对他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父皇雍正，乾隆感受更多的是恐惧。

　　实际上，大臣们也都比较反感雍正：第一是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是他即位之后对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苛，其颁布的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几乎得罪了社会的所有阶层。

　　乾隆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皇这样偏执愚蠢，以致承受从百姓到官员的恶评。

　　读书时，他曾系统地研究过历史上所有的著名帝王。心高气盛的他睥睨千古，没发现什么特别伟大的人物。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但是，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不足。令他真正敬重佩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乾隆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

　　要做到这一点，他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皇。孔子说过，真正的孝道就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自负的乾隆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他把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下来就毫不犹豫地与父皇唱起了反调。

　　在雍正驾崩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皇十分信任、供养于宫中的道士们赶出了皇宫，还发布圣旨说“先帝不过将这些道士当作取乐的优伶小丑，没有听过他们的话，没有吃过他们的丹药，还多次当面向朕说这些人是市井无赖，最喜造谣生事”。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圣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的真正死因：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有剧毒的丹药而死。雍正大肆崇佛尚道，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会，还请一位禅师住在宫中，参与国家机密事务，“倚之如左右手”。乾隆如此迫不及待地否定先帝的宗教生活，可见他对雍正信用术士行为的鄙夷与反感。

　　雍正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内，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不多都出齐了，嘉禾、麒麟、五星连珠……一样接一样地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是自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天感动于他的仁义，便降下这些祥瑞。他想由此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雍正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如果百姓安居乐业，就算没有祥瑞也无损于太平之象;如果国家治理不好，即使天天出现祥瑞也毫无用处。他还明确告诫大臣，应该踏踏实实做事，切不可搞那些祥瑞的虚名。在即位当年的九月，他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

　　雍正有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鼓励百姓开荒，并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的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由于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这变相增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要求各省督抚详细核实开荒的亩数,对以前捏造的数字一一处理。

　　惠民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朝野一时间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情。

　　当年的“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将八弟、九弟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十弟、十四弟永远囚禁，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在雍正执政的13年间，虽然没有大臣敢对雍正的处置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贵族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皇的这个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颁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圣旨：“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孙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继续把他们开除宗籍，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这件事到底如何处理，请诸王和文武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朕。”

　　这道圣旨分明是要给雍正的兄弟平反，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不惊讶。

　　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乾隆恢复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也重见了天日。乾隆下令，给允禩、允禟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最重要的案犯，雍正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十四弟也被放了出来，乾隆赐给他公爵爵位，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让他安养晚年。乾隆还想把十四叔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发还，因十四叔坚辞不受而作罢。

　　新皇帝的“宽仁”如春风一样，让这些人重获新生。这一重大举动确实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脉的怨恨之情。

　　下一步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欣喜的是，乾隆性格温文尔雅，与雍正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臣子，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乾隆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都会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不对他们直呼其名，而称呼他们“先生”“卿”，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乾隆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乾隆则效仿祖父康熙，以宽大待人，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戴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

　　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释放了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比如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的几位名将;一些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便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

　　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也一律获得了宽大处理：赔款到此为止，不株连亲友。乾隆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还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若有一丝可以宽恕的情形，就予以宽恕。在乾隆初年，被从轻处理的官员超过了2000人。

　　这立刻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现在，他们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最重要的是，经过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化严为宽，乾隆既可享受父皇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所以，当时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仁慈善良，如春风拂面，值得万民称颂。于是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江南还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的歌谣。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政绩，认为他是贤君。

　　乾隆志得意满，继续前进。

　　等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光州一个倒霉的人被举报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气势太宏大，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不可妄用，将此案列为文字狱大案火速上报的地方官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像这样吹毛求疵，天下还有谁能幸免?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连一度盛行的文字狱也稀稀落落，显著减少。血雨腥风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乾隆已经发现，持续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乾隆盛世都已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

　　在乾隆四十五年，70岁(虚岁)的乾隆亲笔写了一篇文章《古稀说》，把全国的形势形容为“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真可谓“古来稀”了，而朕也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

　　完成了自己青年时期的理想，70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70岁到80岁这十年间，他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

　　这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乾隆四十五年的70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75岁大寿，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80岁大寿。再也没有什么需要他费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