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米族是羌之遗裔，祖先居住于江河源头的青海玉树地区，而古羌人即为“牧羊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水草的追逐为首要之事。江河源头有辽阔的草原、神秘的雪山，与山河之间长期处于相互依存关系，在那里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游牧文化。

　　因此，雪域高原是普米族最初的生息之地。后来随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环境承载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迁徒到四川甘孜、阿坝和凉山一带，它居于当代学者称之为“民族走廊”地区的中心地段，完成了普米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徒。直到公元五世纪中叶由于受东南部农耕文化，即中国“主谷制”的影响，出于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他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迁徒，从川西向金沙江的宁蒗、永胜和丽江迁徒。在这期间普米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化，不幸的是，他们也同历史上绝大多数西部各少数民族一样，往往没有吸收农耕文化的高生产技术来发展自己的畜牧业，更多的是改弦易辙使自己成为农民，将草地变成农田，这种屯田活动往往是与其居住的环境相冲突，是一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活动，最终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

　　这种屯田活动为普米族第三次大迁徒埋下了伏笔。直到宋末元初，居住在甘孜中部、凉山南部以及滇西北金沙江一带的部分普米族陆续向南迁徒，其中最远者到达兰州(今日兰坪)境内，完成了普米族最后一次迁徒。

　　普米族进入兰坪时正是兰坪矿产业开发的高峰时期，这期间纳西古王国的木天王已在云岭一带(兰坪境内)大量开采矿石、提炼白银，当时的采矿冶金术已十分发达。

    兰坪也因此而成为滇西北重要的经济枢纽地区之一，成为诸多民族汇聚之地和各种文化交融的节点地区。随着银产量的提高，农业、工商业和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又一次给定居在兰坪的普米族提供了多途径选择生存方式的巨大空间。然而，他们没有为眼前的利益所动，而是吸取了三次大迁徒的教训，选择了以农耕和畜牧业协调发展，野生物种资源为补充的生存方式，走出了“以畜肥田，以草养畜”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