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

　　这封禀文极具“中国特色”，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掌故丛编》)

　　这封从天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真的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儿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

　　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

　　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意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历代，对属国的数量多少都十分重视。

　　中国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这难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这难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达到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