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史

当代文化人类学源自于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并随着对民族学的回应而发展，当时的民族学涵盖对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比较。例如爱德华·伯内特·泰勒以及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等等英国学者，大多采用其他人（往往是传教士、商人、探险家，或殖民地官员）所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这些学者因此得到一个名号：“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人们，往往具有类似的信仰与习惯。着眼于这个问题，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家分为两个学派。某些人，例如格拉夫顿‧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认为不同的团体必须采取某种方式从另一个群体学习，无论经过多少次的转手学习；换言之，他们主张文化特质是由某地散播到另一地，或是“传播”。

其他的民族学家主张，不同的群体具有独立发明类似信仰与习俗的能力。其中一些提倡“独立发明”的概念，像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并假定这些相似性意味着这些群体历经了相同的文化演化阶段。特别是摩尔根主张，某些形式的社会与文化不可能出现在其他形式之前。例如，工业化农耕不可能先于简单农业之前被发明出来，而假使没有先前的非镕铸的金属制作技术的话，冶金术就不可能发展出来。摩尔根，如同其他的十九世纪社会进化论者，相信存在着一套或多或少有顺序的发展过程，从原始到文明。

二十世纪人类学家大多拒斥这个概念：所有人类社会必须以相同顺序，通过相同的发展阶段；他们主张这些概念并不符合经验事实。一些二十世纪的民族学家，如朱利安·史都华（Julian Steward）接下来主张，这些相似性反映着对于类似环境的类似适应方式。

其他学者，例如克劳德·李维史陀（他同时受到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法国涂尔干社会学所影响)，他主张外显的发展模式反映了人类思想结构的基本相似性（请参阅结构主义)。到二十世纪中叶，有许多人群跳过了某些发展阶段，例如在一个世代之内，就从狩猎采集者直接跳到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因此十九世纪进化论受到有效地驳斥。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文化人类学家（与社会人类学家）转向精心制作民族志。民族志是一个写作文本，关联到个人在某个特定地点与时间。通常，人类学家确实长期住在另一个社会，同时参与观察这个群体的社会文化生活。

然而，许多其它的民族志研究技术，也存在于民族志书写或细节之中。文化人类学家也搜集物质资料，长期在图书馆、教会和学校研读记录，调查墓地，并解析古代的文字记录。一本典型民族志也包括自然地理、气候和栖息地的资讯。这是为了成就一篇对所探讨人群的全面书写，而且如今往往包含着民族志研究者透过一手与二手研究，所可能获致的，关于过去发生事件所能追溯的最长时间界线。

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他在超布连群岛进行田野工作并在英国教学）发展了这套方法，而且法兰兹·鲍亚士（他在巴芬岛从事田野工作，在美国教学）提倡这套方法。鲍亚士的学生援引他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概念，在美国发展文化人类学。同时，马凌诺斯基与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学生正在英国发展社会人类学。然而文化人类学聚焦于象征和价值；社会人类学聚焦于社会群体与制度。如今，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注意到这些所有的要素。

虽然十九世纪的民族学家将“传播”与“独立发明”视为互相排斥与相互竞争的理论，但大多数的民族志研究者迅速达成一个共识，这两个过程都会发生，两者都可以合理解释跨文化的相似性。但这些民族志研究者指出，很多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而且透过传播而传播的某些文化特性，从某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社会时，其意义与功能往往会发生改变。

因此，这些人类学家对于比较各种不同文化、推论人类本质或探索文化发展过程的法则，并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注重从这些文化本身的角度，来了解这些特定的文化。这类民族志研究者及其学生，提倡文化相对论的概念，这个观点在于，一个人如欲了解另一个人群的理念与行为，只能从这个人群所生活其中的文化脉络着手。

在二十世纪初，社会文化人类学在欧洲与美国往不同型态发展。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聚焦于观察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亦即，在社会角色（例如夫妻或父子）和社会制度之中的人际关系（例如：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与政治人类学）。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聚焦于人们对于自己及其世界的观点，所具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象征形式，例如艺术与神话。这两种研究取向经常合而为一，而且往往彼此互补。例如，亲属关系与领导功能，两者都是象征体系，也是社会制度。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都引用这两组前辈的作品，而且对于人们所做与人们所说，都同样抱持着兴趣。

民族志研究方法主导著社会文化人类学。不过，许多当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拒斥了早年将地方文化视为有界线和遗世独立的民族志模型。这些人类学家继续关心在不同地区的人们体验并理解其个人生活的方式，但他们往往主张，学者不能仅由一个地方观点来理解这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反之，他们将这个聚焦于地方的观点，结合了掌握影响当地生活实情的更大规模政治、经济与文化架构的这项努力。这种方法的著名提倡者包括Arjun Appadurai, James Clifford, George Marcus, Sidney Mintz, Michael Taussig与艾瑞克·沃尔夫。

在人类学研究和分析的一个正在成长的趋势，是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在George Marcus的文章[世界体系之中/的民族志：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兴起]（"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有所讨论。将文化视为嵌合在一个全球社会秩序的宏观建构之中，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在空间上与时间上，将传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不同地点。透过这种研究方法，当我们检视世界体系对地方社群与全球社群的影响时，能得到更好的了解。

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法之中，也兴起将跨学科研究方法引进田野工作中，包括来自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科学和技术研究，以及其他。在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研究追踪一个跨越时空边界的主题。例如，一个多田野地点民族志可能会追踪一个透过全球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事物”，例如一种特定商品。

多田野地点的民族志研究，也可能追踪在离乡状态的族群、出现于多重位置与时期的故事或传言、出现于多重民族志地点的隐喻，或是个人或群体在穿越空间和时间移动时的传记。它也可能追踪超越边界的冲突。多田野地点民族志的一个范例是Nancy Scheper-Hughes的作品，她探讨国际黑市的人体器官交易。在这项研究中，她追踪器官透过各种合法及非法的资本主义网络而传输的过程，以及在贫困的社区中流传的，有关儿童绑架与窃取器官盗窃的谣言与城市传奇故事。

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逐渐将他们调查的眼光，转向了西方文化，例如，Philippe Bourgois在1997年赢得玛格丽特·米德奖，因为他对于在美国纽约哈林区Crack-den的企业家所做的研究。同时逐渐流行的研究是对于专业社群的民族志，例如实验室研究者、华尔街投资者、律师事务所或资讯技术的电脑雇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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