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编集关羽论文目录索引时，同事刘跃进先生提供初稿，偶见“六朝诗歌”有宋人郭茂倩[1]编注《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9年）所载两首乐府歌曲《关背德》和《通荆门》。窃以为应是吴人有关掩袭关羽，夺得荆州，深刻影响三国格局及其后续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如判断不误，其于荆州易手和蜀吴关系的叙说且早于《三国志》及其采用的史料，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似未纳入研究关羽甚至三国史学者的视线，治南北朝文学史的专家也未绍介，甚至历代小说话本敷衍三国志者，亦未见利用，成为沧海之遗珠。因将对于此则材料的疏证及初步考虑所得，一并公诸同好。聊效野人献芹之诚，就教于方家同道。

一，《关背德》《通荆门》的年代作者

《关背德》辞云：

“《古今乐录》曰（笔者注：此句《宋书》无）：‘《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孙权（笔者注：《宋书》作“大皇帝”）引师（笔者注：《宋书》多“而”）浮江擒（笔者注：《宋书》作“禽”）之也。当汉《巫山高》。（笔者注：此句《宋书》作“《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夫圣主（校点注：《宋书》作“吴圣主”），睿（笔者注：《宋书》作“叡”）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泛池，溯（笔者注：《宋书》作“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凤（笔者注：《宋书》作“风”）翔。历抚江安（校点注：当作“公安”）城，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

“（笔者注：《宋书》多“右”）《关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荆门》辞云：

“《古今乐录》曰（笔者注：此句《宋书》无）：‘《通荆门》者，言孙权（笔者注：《宋书》作“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过（笔者注：《宋书》作“自”）失之衍，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当汉《上陵》。（笔者注：此句《宋书》作“《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都，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笔者注：《宋书》多“右”）《通荆门》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乐府诗集》校点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辈学者余冠英审定，乔象钟，陈友琴及中华书局编辑分别点校。《关背德》《通荆门》列于卷十八“吴鼓吹曲”中。该书《出版说明》称：“鼓吹歌辞使用短箫铙鼓的军乐”，又说：“至于鼓吹横吹，其中名篇更多”，但列举之目无此二曲。

《吴鼓吹曲》原载沉约《宋书》卷第十二《乐志四》（中华书局校点本），所谓“《古今乐录》注”，其实也是照录《宋书》。从对孙权每称“大皇帝”看，或即吴曲留存之原始标注。惟文字略有出入，已见前文校出。郭茂倩于《乐府诗集》卷十六《鼓吹辞一》亦据《宋书》加有按语，颇有征引。其与《吴鼓吹曲》时代有相关可道者，如蔡邕《礼乐志》言：

“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

即摧折敌人，鼓舞士气，或今人所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用于战前动员或战后庆功，都具有很强的战地实用功能，与“燕射歌辞”所谓宴飨宾客酬酢之辞显有不同。郭氏且引《宋书·乐志》云：

“列于殿庭者名‘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应是今之鼓吹。魏晋时，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方谓之鼓吹也。”

可知演奏方式辞曲节奏，“从行鼓吹”都仿佛今人谓之“进行曲”，以辞句短促，造语激昂，音节铿锵，合辄押韵，琅琅上口见长。也因战役不同缘事而作，以发挥“风敌劝士”的功效。

因为沉约的记载，一般认为《吴鼓吹曲》的作者是韦昭（20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十分肯定地说：“沈约《宋书》云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歌》十二曲，其言盖绝可信也。”径以晚出之《晋书·乐志》谓“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叙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是时，吴亦使韦昭制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的叙述有误，盖缘曹丕登基（220年）与孙休嗣统（258年）前后相差三十八年，所以应以曹丕代汉时《策孙权文》有“君化民以德，礼乐兴行，是用锡君轩悬之乐”等语，作为吴仿魏制乐之始。此说甚是。惟萧着泥于沉说，斤斤以韦昭年纪立论，忽略了曹丕代汉以前吴人既已鼓吹，究竟该用何辞的问题。萧勾稽吴典籍载记中有关“鼓吹”的历史，最早是建安四年孙策周瑜步袭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自后凡有战斗，时或用之。如相持于淮时“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舟从濡须口入公军，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吴志》注引《江表传》），鼓吹何辞？甘宁百骑斫营，“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鼓吹又作何辞？盖辞因曲而扬，曲缘辞而新，所以曲辞更新，代有作者。如果把韦昭作为《吴鼓吹曲》的最后校订和规范者，而各曲之辞初或有出于众手者，可能更为客观一些。

萧着还列明了汉、魏、吴鼓吹辞曲的对应关系，参见下表：

汉鼓吹旧名

魏缪袭改名

吴韦昭改名

汉鼓吹旧名

魏缪袭改名

吴韦昭改名

1

朱鹭

楚之平

炎精缺

10

君马黄

2

思悲翁

战荥阳

汉之季

11

芳树

邕熙

承天命

3

艾如张

获吕布

摅武师

12

有所思

应帝期

从历数

4

上之回

克官渡

伐乌林

13

雉子

5

翁离

旧邦

秋风

14

圣人出

6

战城南

定武功

克皖城

15

上邪

太和

玄化

7

巫山高

屠柳城

关背德

16

临高台

8

上陵

平南荆

通荆门

17

远如期

9

将进酒

平关中

章洪德

18

石留

萧且以为韦昭模仿缪袭之作，至有亦步亦趋者，如《通荆门》全袭《平南荆》[2]之类共有四首。其实这是“依声填词”之必然，或者正说明乃韦昭后来的规范之作。但是《关背德》与《屠柳城》却差别甚大。《屠柳城》[3]辞云：

“屠柳城，功诚难。越度陇塞，路漫漫。北逾冈平，但闻悲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北狼山。神武慹海外，永无北顾患。”

凡曲十句，其三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三字，一句句六字。无论形式情思遣词造句，怎么看它与《关背德》都不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窃以为《关背德》之类，即非留待韦昭为孙休登基所可作，而是当时战争胜利庆功之“鼓吹”。

郭茂倩《鼓吹辞一》案语据《宋书·乐志》，曾连引《周礼·大司乐》：“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郑康成云：“兵乐曰恺，献功之乐也。”《春秋》曰：“晋文公败楚于城濮。”《左传》曰：“振旅恺以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以示喜也。”以上诸说，皆可证明鼓吹辞是当时献功报喜之乐。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中华书局校点本）注引吴人《江表传》云：

“权于公安大会，吕蒙以疾辞，权笑曰：‘禽羽之功，子明谋也。今大功已捷，庆赏未行，岂邑邑（笔者案：通“悒悒”，不乐貌）耶？’乃增给步骑鼓吹，敕选虎威将军官属，并南郡，庐江二郡威仪。拜毕还营，兵马导从，前后鼓吹，光耀于路。”

描述擒杀关羽以后孙权的喜不自禁，误解了吕蒙其实并不愿意夸功张扬的本意。设问其时二郡威仪，兵马导从，增给步骑，“前后鼓吹，光耀于路”者，得非歌呼《关背德》耶？且曲辞特表“圣主睿德，亲任吕蒙”云云，正类《宋书·乐志》举孙权事例为证的“今之鼓吹”，宜其班师奏凯之时演吹也。

又两曲尤其是《通荆门》之主旨，都显然为张扬武力，歌颂武功的内容，如“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大据郢都。虏羽授首，白蛮来同，盛哉无比隆。”“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等等，这在吴蜀历史上颇不寻常。一般以为孙权割据江东，以苟安自保为上计，对曹卑词厚礼，与刘和亲结好，有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味道。这两首曲应该改变这个印象。

孙权自从承接家族势力割据江东以来，相当时期深自谦抑，后来却有一个崇尚武力，张皇武功的时期。盖缘赤壁战后，孙权自信力大为增强，曾与曹操武力长期相持于淮（建安十八年，213年），威震逍遥津（二十二年，217年），接着吕蒙偷袭荆州得手（二十四年，219年），陆逊又在彝陵大破蜀军（黄初三年，222年），遂慨然有包举宇内之志。刘蜀既已不足为虑，遂有朱然破曹仁（四年，223年），孙权在广陵抗御曹丕（五年，224年）。趁曹丕病死（七年，226年），还曾一度兵临江夏，进攻襄阳。因武备以全武功，故乐于炫耀武力，盛夸武德，此与《通荆门》曲主旨一脉相通。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孙权本人“居安思危”的议论。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迁鄂（今湖北鄂城），改名“武昌”：

“八月，城武昌，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安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尔身之谓。夫保以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以副孤意。’”（《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吴黄武二年（223年）彝陵之战后，刘备，诸葛亮主动修书与吴和好。裴注引《江表传》：“权云：‘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这个说法也与《通荆门》略为相似，可惜刘氏诸葛之书其词不存，否则拿出来与此曲比勘，看看“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是何曲折，“谗夫”所指为谁，是不是关羽的“过失（或自失）之衍”，倒也有趣得紧。[4]

又《吴书·吴主传第二》曹丕兵临广陵，言“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语，裴注引干宝《晋记》言：“魏人自江西望，甚惮之，遂退军。权令赵达算之，曰：‘曹丕走矣，虽然，吴衰庚子岁。’权曰：‘几何？’达屈指而算之，曰：‘五十八年。’权曰：‘今日之忧，不暇及远，此子孙之事也。’”计其时间，实与此曲相距不远，可知孙权对于是否能够做到“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还比较清醒。此语惯用于赞导颂扬虚谀之场合，本与“万岁”等同，而非实录所得言也。

二，《关背德》《通荆门》涉及的史实

《关背德》曲有“关背德，作鸱张”，注谓“背弃吴德，心怀不轨”等语。有意思的是彝陵战后孙权坐大，“外托魏事，而诚心不款”时，魏之三公亦曰：“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尺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吴书·吴主传第二》裴注引《魏略》言）骂得更狠。魏臣骂“鸱枭反逆之性”，是因为孙权在夺得荆州的前后，为了避免腹背受敌，事先既“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事后又对北称臣，接受曹操表封“为骠骑将军，假节荆州牧，封南昌侯。”曹丕称帝后再次表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吴主传》）也算受过曹魏之“国恩”。但是吴人何能谓“关背德，作鸱张”，“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呢？难道关羽对孙吴负有什么义务和责任吗？

试思吴人所谓“德”一，或指“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一事。盖“和亲”之举本师两汉之故伎，孙权亦素擅结婚姻以自固，最有名的是以幼妹配婚刘备，至今梨园犹在搬演《回荆州》或《龙凤呈祥》之剧目。不知名的是他还欲与曹操结亲。“二十二年春，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公报使修好，誓重结婚。”（《吴主传》）如果这里说的“结婚”还算是比喻，那么《顾雍传》注引吴人载记之《吴书》，亦言孙权闻曹操有东向之意，遂遣顾雍之弟顾徽使北，夸耀江东国富兵强。操曰：“孤与孙将军一结婚姻，共辅汉室，义如一家，君何为道此？”徽云：“正以明公与主将义固盘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恐怕就不是单纯的比拟了，或史籍失载。计其时间，或与许婚关羽同时，或者适成先后耳。据《吕蒙传》，方当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新卒，孙吕密议即以“夺荆州，图关羽”为吴之国策，可见孙氏“许婚”魏蜀，并非和亲以结永好，不过是试探以安曹操，关羽之心而已。后世关羽成神，庙祀满天下，有联语云：“史官拟议曰‘矜’，误矣！视吴魏诸人，原如无物。”（山东临淄孙家店关王庙，清末举人王午山题）就是立志要为关羽拒婚而被陈志所评“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或《宋书》注《通荆州》曲所谓“关羽自（过）失之衍”翻案的，后话不表。

吴人所谓“德”二，或指荆州是否属“借”。此事之是非曲直，自裴松之注《三国志》前后已议论不止，尤以宋明理学诸儒连篇累牍，哓哓不休。时过境迁，亦不必深论。[5]但曲中分明表现出对关羽“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焦虑担忧，倒是真实地反映了孙权、吕蒙等人的心境。关羽北伐强敌，却令东邻之“盟友”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已是“同盟”者之间的咄咄怪事。而该曲强拽此事，与“背德”与否前后踵继，毫无逻辑联系，就更显得牵强了。倒是“臂大于股，将受其殃”的比喻，反映出吴人视荆襄为立国基础（“股”），视西蜀为屏藩奥援（“臂”）的固有心态，以及对关羽北伐胜利会打破暂时均势的深刻忧虑。在《吴书·诸葛瑾传》叙失荆州后刘备举兵伐吴，瑾致书孙权责备刘备云云时，裴氏曾按捺不住，引人注目地加了一个注：

“臣松之云：以为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诸葛）瑾以大义责（刘）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刘）备（关）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甚，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

直接出面指责孙权，索性连陈寿都骂进去了。裴氏对荆州归属及孙权夺荆州，杀关羽的看法，也于此暴露无余。裴松之（372-451年）为刘宋时人，实较最初《宋书·乐志》着录二曲并加案语之萧梁时人沉约（441－513）稍早，故录以备考。

孙权耿耿于荆州之未据，盖已有年。今观《三国志·吴书》诸传，则周瑜临终前与孙权书信中已点透了此题：“刘备寄寓（荆州），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吴之文武要员图谋关羽而见之于史载的人，除吕蒙之外尚有陆逊（吕蒙言：“羽矜其骁气，凌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则曰“外自韬晦，内察形变，然后可克。”逊语为陈志评价关羽的依据之一。）全琮（上书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公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是仪（“吕蒙图袭关羽，权以问仪，仪善其计，劝权听之。从讨羽，拜忠义校尉。”）等人。可知当时吴之君臣心腹大患不在洛阳曹操，而在荆州关羽。尤以吴范之事叙得神乎其伎：

“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后羽在麦城，使使请降，权问范曰：‘竟当降否？’范曰：‘彼有走气，言诈降耳。’权使潘璋邀其径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叙来一波三折，尽得跌宕之妙。但故事的空间距离颇有问题。按吴范位置应在公安城孙权的总指挥部，而潘璋则在当阳漳乡的前沿指挥所，两地直线距离至少也有数百里。不意千里动静，几经变化，仍不出其掌心。而风帷初动，须臾即报。信息交流竟然如此迅捷，无疑于今日之电话手机伊妹儿矣。裴松之引《蜀记》云：“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飬，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且疏云：“臣松之按《吴书》：孙权遗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时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也是由此处质疑。显为后人踵事增华，敷演为传奇。[6]

应该说孙、刘两家“盟友”彼此猜忌已非一日，而曲注所谓“蜀疑其眩，吴恶其诈”正是两大猜忌点。《吕蒙传》叙蒙分析荆州大势说：“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就是吴人看法的典型代表，还成为后世“帝魏”派的论据。如青年苏轼《诸葛亮论》就批评“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东坡全集》卷四十三）再后世“帝蜀”派占据上风，“蜀人之诈”又成为“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源头。枝蔓不提。

自从《三国志演义》绘色绘声地描写了诸葛亮江东“舌战群儒”之后，一般读者心目中，吴人之“眩”似乎已缺失依据。其实此处所谓“眩”者，“迷惑”也。即《荀子·正名》：“彼诱其名，眩其词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之意。《吴书·陆凯传》言凯上谏孙皓疏，亦有“游戏后宫，眩惑妇女”之语，二字属连，亦此之谓。[7]也可引申为“诳言虚语”，“大言假话”。如述袁曹交兵时，顾徽向曹操夸耀江东“山薮宿恶，皆目化为善，义出作兵”（《顾雍传》注引《吴书》）以制止曹氏觊觎之心，而实际上却一直怨恨蛮夷不宾，外言炎炎，而其实不逮然（参下文）。裴注转引之吴人《吴书》，先后叙述冯熙，赵咨，沉珩在吴危难之际使魏，每以“带甲百万”等语夸大吴之实力及备战状态，除冯死于魏外，其它使者或令曹丕“善之”而“魏人敬异”，或“引珩自近，谈语终日。”因而“频载使北”云云。可知吴人载记中的“眩”言炫事，几乎成为东吴外交使节的义务职责。而西盟蜀而偷袭蜀，北臣魏又背叛魏的事实反差，不能不令东吴的外交信誉受到损害。更惊人的是，吴人还曾利用随于禁遣返的魏臣浩周为其大胆“眩”言，在曹丕面前“口陈指麾”，甚至“以阖门百口”来担保孙权的一片忠诚，以致曹丕“既信（孙）权甘言，且谓（浩）周为得其真”，（《吴主传第二》及注引《魏略》）为吴立国争取了战略时间。只是这段记载不出于吴人之手，结语当然也不圆满。

吴，蜀两地后皆以才辩之士辈出而称道于世。然当三国同为弱势之际，彼此不相佩服，一度兵戈相见之外，亦不断有口角纷争穿插其间。此为“大背景”中之“小过节”，但亦对两地后世之文化走向不无影响，“蜀疑其眩”即其一也，值得拈出，略申数言。

《吴主传》曾云，有“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昭）在坐，彼不折而废，安复自夸乎？’”此或为敷衍“舌战群儒”故事之张本。俗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大概受此刺激，此后无论在蜀在吴，每当与蜀人论辩，吴士每奋勇争先，必撄其锋，而屡载之于吴史，津津乐道，风气亦为之转移。如记叙彝陵战后吴使郑泉奉命通好，谈及蜀已称汉帝号事，“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凌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意，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吴主传》注引《吴书》）直接羞辱到刘备头上，显有报复之意。[8]其实此前关羽不就正是在荆襄“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之际，被孙权背后捅一刀的吗？吴人之《吴书》竟将郑泉之言书之于史，可谓善于强词夺理。亦可参观诸葛恪（或谓薛综）与蜀使费祎应对嘲难，吴人“咸称善焉。”（载〈吴书〉恪传引〈恪别传〉，又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蜀使张奉以姓名嘲吴臣阚泽，泽不能答，薛综即以地名嘲骂“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复自伐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为答。”（综传）请注意这两次嘲难，都有吴士旁观应和，不谓无因，可供治三国外交史者补注一笔。

其于后世影响甚大之两事，亦容略为申言。吴人雅好争嘴斗捷，每逞口角之胜，备载于《三国志·吴书》中。如《张纮传》引环氏《吴纪》叙纮孙张尚与孙皓谈论“柏中舟”与“松中舟”等事，孙皓反目，发怒收尚，百官公卿“诣宫叩头请，尚罪得减死”事。又如《王蕃传》注引《吴录》：“（孙）皓每会，因酒酣，辄令侍臣嘲谑公卿，以为笑乐”云云。东晋南朝以后，随着江东文士数量增多地位提升，此风渐次浸被，《世说新语》已多有描述，尤以宋后为甚，即蜀人苏轼亦以此著称。朝士大夫彼此以姓名籍贯谑虐嘲骂，从此成为中国官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叙者每以其为雅谑韵事，亦不乏以此结怨而相倾轧，败坏政风者。历代笔记稗史多有载记，事烦不引。[9]又两宋重臣多出江左，宋人记叙与辽金元之“北使”打交道时，亦每以斗诗论词之尖新，讲说清谈之奇峭来嘲谑摧折对手，复以私记夸耀笔端，辗转录入笔记稗史，喋喋不休，以与荣焉。今之国人每言“阿Q之精神胜利”，溯源追根，造始之端，其源于此乎？[10]

《吴书》瑾传曾述诸葛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雅弘。”“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采，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而其子诸葛恪却“辩论应机，莫以为对”。可谓橘生于淮，水土异也。案驳难辩论原起于东汉儒学今古文经学之争。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亲临白虎观、大会今文经学群儒，讲议五经异同。“省章句”，“正经义”，敕为《白虎通义》一书。佛教宗派新入中土，也把天竺辩风带了进来。《世说新语·假谲篇》云：“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由“旧义往江东”，就怕连饭也没得吃了，即可推知中原谈习本与江左大异其趣。而后来道恒却与竺法汰弟子昙壹、慧远等“大集名僧”论“心无义”说，“据经引理，析驳纷纭”，“就席攻难数番，问责锋起”（元康《肇论疏》上），成为一时潮流。盖缘晋室东迁，进入江东的人文环境之后，中原旧习、西来梵风与江东嘲难交相扇炽，发为“清谈”，遂使汉末月旦人物之“清言”，魏晋言近旨远之“谈玄”更上层楼，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之大端。此节应有专书论述，论者幸当留意之。[11]

元人郝经《曹南道中憩关王庙》诗云：“传闻哨马下江陵，青草湖南已受兵。壮谬祠前重回首，荆州底事到今争？”（《关帝志》卷四艺文下）其实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扎记》有《晋书·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一条已作精辟分证，略谓据有荆州实为“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健康中央政权之经验教训”的大事，且言“周瑜在刘备入蜀之前，早已规取益州，实为卓识，惜其志不果。‘王浚楼船下益州’，则‘金陵王气黯然收’。”不妨参看。

三，《关背德》《通荆门》与民心向背

《管锥编》第五册引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一〇语，钱钟书有“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页25）故《关背德》、《通荆门》两曲，既混杂于号为“南朝民歌渊薮”的《乐府诗集》之中，是否有关“人情葑菲刍荛”，而于史家有所裨益，是笔者关心的又一重点。

近人咸以《乐府诗集》为南朝民歌总集。据介绍，“今天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歌辞，全部录存于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共约四百余首。在音乐分类上，绝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只有少量的属于‘杂曲歌词’和‘杂歌谣辞’；歌辞性质又绝大部分属于情歌，风格上以清新艳丽和真挚缠绵见长，与汉魏乐府与北朝民歌迥然不同。”[12]而此两曲非关旖旎情歌，亦一望可知。但它们究竟是官方赞颂之乐，还是民间性情之响？却关乎当时对于关羽失荆州，被擒杀之民心向背，故不得不为之一辨。

从句式上看，“乐府歌辞的体制一般为五言，也有一部分三，五言和四，七言。其中《华山畿》和《读曲歌》的一部分比较自由，其它都比较规整。五言四句的小诗约占全部歌词的十分之七。”则二曲显然不在通例之中。其中充满了颂圣之辞，也明显与民歌“兴观群怨”主旨不合。相反歌辞中充满着对“蛮夷不宾”、“戎蛮乐乱”的实指，虽有“白蛮来同”、“荒裔望化”等虚谀化解，却当不得真。此外两曲颂扬之词为赋体直白，绝无当时民歌之尖新奇巧。可知其为庙堂颂乐，绝非民间心声无疑。

有关三国南北朝时期民族部曲之迁徙及其信仰问题，陈寅恪先生早有专文论述，见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释证及推论》等文。拙文《关羽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13]注意到这个问题，曾在“荆楚崇奉关羽的民俗文化基础”一节据《后汉书·南蛮传》有所疏论，略谓巴西宕渠賨人李雄建安二十年随张鲁降曹。晋惠帝时入蜀，蜀人崇敬诸葛亮，故李雄入蜀后首建武侯祠于成都。廪君之后的巴人分散至硖中巴梁间，则其信仰或因此延伸。李雄父子为天师道信徒，曹魏却对祠祀巫祝悬有厉禁，故李雄之尊崇蜀汉以为正统，或者也有宗教原因云。

实际上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自曹操杀医士（医巫一体）华佗，囚方士左慈，就面临着一场新的“思想文化的武装斗争”。二十三年（218年）许昌金祎、耿纪、韦晃和吉本、吉邈父子即率千余人反曹。事实上，正是这年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是时南阳闲苦徭役，音于是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魏书·武帝纪》及注引《曹瞒传》），才招致曹仁出兵襄樊，从而为关羽北上反攻创造了条件的。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进军襄阳，围攻樊城，又有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民孙狼等起兵应羽，即《蜀书·关羽传》所谓“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响应者除了仍愿奉汉为宗主之高门大姓的部曲武装外，[14]亦未必没有宗教原因。

又《吴书·吴主传第二》载黄武元年（222年）彝陵战前，“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其实“假与印传，许之封赏”的空头支票，孙权亦可为之，且新拓之疆，封赏宜更厚重，以安人心而定边土[15]，而“诸县”民犹反之，可知人心向背，尚未在吴。孙权后来亦见尴尬，“时扬越蛮夷多年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词上书（曹丕），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同年孙刘和好，交换使者，孙权与蜀使邓芝语，亦云：“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彻，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云云（《吴主传》裴注引《吴录》）。其实荆州易手，民乱未止，“武溪蛮夷叛乱盘结”，最后孙权依靠关羽部之降将潘浚，才在黄龙三年（231年）略为平息（参《吴书》权及浚传）。可见原因不在于刘蜀是否“假与印传，许之封赏”。《通荆门》曲及注所谓“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亦当于此处寻求注脚。

其实吴人一直在怨恨蛮夷不愿“宾服”的问题，岂但西部新征之武溪蛮夷，连东部旧据之所，也一直为“山越恃阻，不宾历世”所困扰，故“皇帝赫然，命将西征。神策内授，武师外震”（《吴书》诸葛恪传薛综慰问语）云，措辞与《通荆门》颇有相似。事实上，当三国面临各自的少数民族问题时，蜀以和抚为主，兼有征讨；魏则以征剿为主，兼有和抚；吴的政策则乏善可陈，惟对境内百越及岛夷人或掳掠征剿，或驱之为兵。自孙策建安元年（196年）初据江东，即开始“征讨”山越，直到嘉禾六年（237年）薛综赞颂诸葛恪征山越功绩，犹言“元恶既枭，种党归义，荡涤山薮，献戎十万。野无遗寇，邑罔残奸。既埽凶慝，又充军用。藜莜稂秀，化为善草。魑魅魍魉，更成虎士”等语，无非铺张顾徽当年在曹操面前的大言而已。亦可知“荡涤幽薮”云云为吴大言套语。而“白蛮来同”、“荒裔望化”的盛景，则实难见于《吴书》矣。[16]

又南朝乐府向分“吴歌”“西曲”两体，《宋书·乐志》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同为《乐府诗集》记载之《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原出自《三国志·吴书》陆凯上孙皓疏，就以整齐的五言诗行被学者列为吴歌。《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说“‘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接送和则与吴歌亦异，故以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

请注意“荆郢樊邓之间”，正是当时关羽、曹仁、吕蒙相互征伐之战略要地。孙权坐起江东，自称为吴，但两曲之“声接送和”及遣词用语，均与吴歌判然有别，或者也是《关背德》与魏乐《屠柳城》差别甚大的原因。案荆州战前孙权就从建业迁都武昌，悍将甘宁本为荆州渠帅，曾献计先取黄祖，“一破祖兵，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窥巴蜀。”（《吴书》宁传）正与两曲主旨相似。甘宁亦曾在益阳率部抗拒关羽，虽未及身临荆州之战，其部属文吏或有擅“西曲”者发为颂辞，存籍流播者。

袭取荆州，擒杀关羽后，吴之君臣喜不自胜，相当张扬。除前述导从鼓吹，光耀于路，论功行赏，遍赐爵禄之外，还一再设宴大会，鼓乐欢歌。《吴书·虞翻传》：“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他日，权乘马出，引于禁并行，翻呵禁曰：‘尔俘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如欲以伪求免邪？’权怅然不平。”（《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虞翻之纠缠反复，实为“双重”胜利者的得意骄人。类似的“乘马并行”“会群臣饮”当然不止一次。盖吕蒙掩袭荆州筹谋既久，出手之先招降纳叛，入城之后善待家属。降将自会拥戴感恩，欢呼雀跃，致敬献辞。

不论当年曾有什么样的恩怨纠结，又有多少笔之于史，喧腾于口的动听词藻，但刘备、关羽据荆州不过十一年（208-219年），即能偏师北伐，威震中原；而吴拥有荆州凡六十一年（219-280年），却始终未以荆州为基地，建立北进中原的尺寸之功，这就是围绕“争荆州，禽关羽”话题的历史大结局。古代历史假文字而得传，亦因文字为言辞涂饰之胭脂。拂去尘埃，“沧海遗珠”亦不过眩目一闪。

历史谎言，古人是非，俱已往矣。惟文辞名实之辩，还作为，或者仅仅作为文学或语义学的话题，令今人摩挲玩味。征名逐实，还是征实正名？这也许更像一个哈姆雷特（Hamlet）式的提问。

无论如何，这批汉魏吴晋的乐府“鼓吹曲”，都应该进入三国历史及其“演义”的研究范围。限于仓促，此文未能以严可均编辑之《全三国文》与二曲比勘，是一缺憾焉。意在抛砖引玉，敬候卓著方家。

文学所前辈同事沈玉成先生曾对笔者研究关羽崇拜问题多有鼓励之言，且欣然审看首篇论文初稿。后先生因家庭生活之不幸而遽然辞世。笔者所存《南北朝文学史》即为先生题赠，抚读之下手泽犹新，征引及此，不禁泫然。本篇小文，亦当对沈玉成先生的追思。谨志。 2000年11月于京西木也堂

1中华书局版《乐府诗集·出版说明》云：“据〈四库全书总目〉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茂倩为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其仕履未详。本浑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此本题太原，盖署郡望也。’”

2《平南荆》辞云：“南荆何辽辽，江汉独不清。菁茅久不贡，王师赫南征。刘琮据襄阳，贼备屯樊城。六军庐新野，金鼓震天庭。刘子面缚至，武皇许其成。许与其成，抚其民。陶陶江汉间，普为大魏臣。大魏臣，向风思自新。思自新，齐功古人。在昔虞与唐，大魏得与均。多选忠义士，为喉唇。天下一定，万世无风尘。”亦“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此曲注引《晋书·乐志》曰：“改汉《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笔者以为此辞恰好证明了鼓吹之辞有当时而歌者，否则以曹操后来大败于赤壁，丢失了荆州，而待曹丕登基奏乐之时，还得出此大言乎？惟曲中“大魏”之称，或为《晋书》矫饰之辞，盖缘曹操征荆州时，仍为“大汉”之相，不当称“大魏”，其理至明。如是，岂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乎？

3郭注引《晋书·乐志》云：“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其词与曹氏名篇《观沧海》时间前后衔接，无矫饰大言，故质朴刚劲，千载之下，苍凉悲壮之气犹扑面而至。案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击乌桓。曲中地名“白檀”为今辽宁滦平之北，“平冈”为凌源西，“柳城”为朝阳南。

4《吴书·吴主传第二》载有孙权称帝时诸葛亮所造盟书，可与对比。

5如清代常熟人赵翼《陔余丛考》总结诸说，结论就是：“‘借荆州’之说之所由来，而皆出于吴人语也。”

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曾批评裴松之注有“嗜奇爱博，颇伤芜杂”之病，如引《搜神记》注《袁绍传》之胡母班，《钟繇传》引陆氏《异林》载繇与鬼妇狎昵等事是“凿空语怪”，“深于史法有碍，殊为瑕类”，却没有发现陈志引吴人之书，亦有类似缺失。

7三国之前，“眩”有三义，一曰“昏花”，《战国策·燕三》：“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二曰“迷惑”，《淮南子·泛论》“嫌疑肖像者，众人之所眩耀。”三通“炫”，刘向注《楚辞》“扬精华以炫耀兮”句，谓“眩耀，光貌。”即今人所谓“光彩夺目”。参《辞源》第三册页221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8刘备实有辩才。未有根据地前，亦曾周旋诸侯权贵之间以言词摇撼人主视听。《魏书·陈登传》叙其在刘表处与名士许泛品评陈登豪气，义正辞严，抑扬得体，辞风摧折之锐，拟于形象之伦，竟令刘表“大笑”。

9东晋“清谈”之原始，几成专学。案《晋书·周勰传》：“时中国亡官失国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吴人谓中州人“伧”，即“粗鄙”之意。同书“周玘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又《晋书·陆玩传》：“玩尝诣导食酪，因而得疾。与导笺曰：‘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从吴地眼光审视，楚人亦复如是，所以又有“伧楚”之说。江东士人当时还没有取得文化主导地位，何以具备这种文化优越感，值得探究。江东大族与南迁贵胄合流，则是稍后的事情。“侨居氏族”之间偶而也以原籍互相嘲骂，如《世说新语》记叙湖北人习凿齿和山西人孙兴公随从桓温，“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排调41》）亦是“橘生于淮”又一例。至于北人嘲南，则以北魏时杨元慎斥陈庆之语，最为淋漓酣畅，见《洛阳伽蓝记》。

10澶渊盟誓以后，宋臣凡能文者，私记例有类似内容。参《回文类聚》记“神宗熙宁间，北朝使至，每以能诗自矜，以诘翰林诸儒。上命东坡馆伴之”，苏以“神智体”《晚眺》诗使“北使惶愧莫云”条；岳珂（1183-1234）《桯史》述“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谈谑诗文相娱乐”，辽使出联“三光日月星”，苏回“四诗风雅颂”及“四德元亨利”、“两朝兄弟邦”条，等等。曩曾见香港大学王赓武教授一文，分析“小国家的外交辞令”，辨析宋代外交文书与稗史私记的差异，尤能凸显文士这种双重人格和扭曲心态。

11案鲁迅曾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王瑶《中古文学论集》继之，但论题都不止于谈风。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似始专意于此者，惟笔者对所论“‘清谈’对当代的政治，起了极坏的影响。其唯一可称述之处，是在语言方面，进一步对散文及诗歌作了有益的贡献”这类“二元对立”方式的论断不能赞同。又由网上得知黑龙江大学范子烨亦有《从黄金到土泥：中古时代的清谈与俊辩》辟有“嘲戏：清谈中的言语游戏”一章，据称“重点论述嘲戏的起源以及晋代士林的嘲戏之风，并阐明对于嘲戏的总体认识。”亦当有可观。

12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13载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中语系《小说与戏曲研究》第五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1995年5月。

14汉末开始后，原有豪强即拥部曲以自养自固，俨然割据政权。《吴书·朱然传》裴松之引《襄阳记》

注“赤乌五年征柤中”曰：“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即此谓也。虽然此三家并未反曹，但类似的部曲割据亦未必没有“遥应羽”者。

15《吴书·周鲂传》载周诱曹休时密书言七事，即有“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奖励其志。并祈请幢幡麾数十以为表帜，使山兵吏民目瞻见之”云云。索要印传封赏如狮子大张口，可知亦稔熟此种收买技巧，且善要价矣。又钱钟书谓周鲂乃“今世西方术语之‘复谍’；‘密表’所呈‘笺七条’即伪谍之存根备案。”“文献征存，吾国复谍莫古于鲂。”（《管锥编》第三册，1099页）“复谍”即今所谓“两面间谍”，足为有意中国间谍史者留心。

16其实终吴之世，荆州一带的少数民族问题也没有解决。事实上《吴书·钟离牧传》言，“永安六年（263年），蜀并于魏”之后，吴的西部边境受到晋的威胁，抚夷将军高尚也承认是因为彝陵战后“刘氏联合”，武溪蛮夷才“诸夷率化”的。陈寿评赞总结时有“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等语，把不能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归结为孙权所以一再向曹魏苟安妥协的重要因素。

作者：胡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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