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江苏省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　沈家煊

　　一、唐诗有词类分别

　　律诗的对偶，在现代的语法观念形成之前，就是指，“一，声音要平仄相对，二，意义要同类相对。”这个所指不涉及语法上的词类。对偶按讲究的程度分“工对”、“邻对”与“宽对”，工对最讲究，邻对次之，最后是宽对。有了语法词类的观念之后，王力在《汉语诗律学》里说，“宽对”是“只要词性相同，便可以对”，“词性相同”是指“只须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就行了”。曹逢甫说，王力对“宽对”的说明意味着，声音、意义、词性三者，词性相同是对偶的最低要求，是底线。在唐诗里，名、动、形、副这四大类词一一相对的例子很多很多，仅举数例就可明了：（字词的词性判定，均按照王力《汉语诗律学》里的判定法）

　　（1）江山遥去国，妻子独还家。（高适《送张瑶贬五谿尉》）

　　（2）峡云笼树小，湖日落船明。（杜甫《送段功曹归广州》）

　　（3）南檐纳日冬天暖，北户迎风夏月凉。（白居易《香炉峰下新卜山居》）

　　（4）外地见花终寂寞，异乡闻乐更凄凉。（韦庄《思归》）

　　这表明，唐诗有名、动、形、副四类词的分别，这一点是首先要认定的。关于词类和词性，词类是指词汇总体上区分的类别，词性是指个别的词所属的词类，一个词属于什么词类就有什么词性。在唐诗里词性主要是指“字性”，一个词就是一个字，不然怎么叫五言句、七言句呢。

　　二、词性不同的词对偶

　　词性不同的词对偶，这在唐诗里并不是个别的现象，王力和曹逢甫都有论述和举例。下面只就名、动、形、副四大类词来讨论，先说一种不成为问题的情形，即不及物动词经常跟及物动词相对，例如：

　　不少语法学家认为（如赵元任，朱德熙），汉语动词没有及物不及物的区分，动词都是及物的，只是“所及物”的种类不同而已。唐诗的对偶完全支持这一看法。即使区分及物和不及物，这也是动词类内部的区分，所以不成为问题。

　　再说一种有点儿问题的情形，形容词经常跟动词相对，这种情形当然违背了“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不过语法学界很多人认为（如赵元任1968/1979：292），汉语的形容词可以视为动词的一个次类，是不及物动词，此外形容词还有“使成”用法，如“雨肥梅”的“肥”，又如“疏钟清月殿，幽梵静花台”（储光羲《苑外至龙兴院作》）。因此形容词跟动词相对还是可以通融，实际上唐诗的对偶支持把形容词跟动词归为一类。

　　真正成为问题的是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副词经常跟动词相对。

　　王力指出，跟副词相对的动词多为“表示精神行为的动词”，这个观察正确，如“喜、知、想、问”都是，还有情态动词“应、敢”，它们都在意义上接近副词。这个观察很重要，下面还要提到。曹逢甫则认为情态动词在语法上还是属于动词，副词对情态动词是属于词性的“邻对”。事实确是情态动词经常跟动词相对，例如：

　　但是问题是，语法学家也许认可形容词和动词相对是邻对，但难以认可副词和动词相对也是邻对。副词跟动词相对的时候出现副词修饰名词的情形，例如“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里的“尚虎狼”，同类的例子下面还有。

　　动词“有”不仅与“无”和其他动词相对，还经常与“不”“未”相对，“不”“未”却是副词：

　　“雨”“夜”受副词“不”修饰，按王力的说法是名词“变性”为动词，下面例子中的“秋、诏、春、客、花”等字（与动词形容词相对）似乎也可以这么说：

　　这些字在上面的例子里都是充当谓语，名词用作谓语如果就说是“变性”为动词，那就产生一个不小的问题，因为唐诗里名词或名词组做谓语而且前后句相对的情形很多很平常，例子举不胜举：

　　难道我们要说这些名词和名词组也都是“变性”为动词和动词组？人们的语感是这样的：名词和名词组本来就能做谓语。名词在定语位置上跟形容词相对，例如“建德非吾土，维扬忆旧游”（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我们不说名词“变性”为形容词，因为名词本来能做定语。

　　副词跟动词相对直接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动词跟名词相对，例如：

　　“无声”对“不见”，“无声”对“未展”，“无色”对“不开”，不仅是副词“不、未”跟动词“无”相对，而且是动词“见、展、开”跟名词“声、色”相对。“已斑”对“如旧”，不仅是副词“已”跟动词“如”相对，而且是形容词“旧”跟名词“斑”相对。“不成文”对“同一色”，“曾因梦”对“想旧情”，不仅是副词“不、曾”跟动词“同、想”相对，而且是动词组“成文、因梦”跟名词组“一色、旧情”相对。动词形容词居然跟名词相对，这在传统认定的词类体系内，根本无法用词性的宽对来解释。王力说，“无”和“不”都是否定词，所以对仗，虽然名词和动词词性不对，但是又说“在诗句里，只有名动两种词为主要的成分，尤其是名词必须和名词相对”。曹逢甫将“宽对”放宽到只须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显然也不容许动词跟名词相对。

　　三、动词跟名词相对

　　唐诗里动词（含形容词）跟名词相对的情形并不少见，不限于“无”跟“不、未”相对的时候，而且发生在主语、宾语、定语、谓语各种位置上：

　　虽然对偶的时候颔联和首联不讲究，为了押韵末字也可通融，但是上面的例子大多不属于这种情形。名对名、动对动如果说是对偶的最低要求，通融也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下面的例子，无论从单字看还是从双音复合词看，也都是动对名：

　　“寻常”对“七十”表面看是数目词对数目词（八尺为一寻，二寻为一常），但这里用的是“寻常”的另一意义，即“平常”，这是借义。同样，借“炼丹”之“丹”为“红”，以便跟对句的颜色词“白”相对，也是借义。借“皇”为“黄”，借“珠”为“朱”，以便跟对句的颜色词“白”相对，这是借音。蒋绍愚说，借对是巧妙地利用了字与词的复杂关系，是“字对而词不对”，就词来说，在句中并不对仗，但就字来说，在句中可看作对仗。我们补充，“词不对”既指词义不同类也指词性不同，“黄、白”和作“平常”解的“寻常”都是形容词，“丹、皇”和“珠”都是名词，因此这样借对的前提条件是，诗人觉得形容词可以跟名词相对。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上面列举的大量动词跟名词相对的例子，其中的大部分一般人并不觉得是“不对”或“不工”，有的诗评家甚至拿来作为“工对”的例子，如“兴亡留白日，今古共红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等。这是为什么？

　　四、面临的问题和已有的解释

　　在一般认定的汉语词类系统里，及物动词对不及物动词，情态动词对一般动词，形容词对动词，都可以说是词性的邻对或宽对，没有突破对偶的底线，但是对于副词对动词，尤其是动词对名词，那就不好这么说了。动词怎么能跟名词相对，这个问题解释不了，副词跟动词相对的问题就也解释不了，因为上面已经说明，这两个现象有密切的联系。

　　对于动词跟名词相对，已有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对于动词在主语、宾语、定语的位置上跟名词相对，一种说法是动词发生了“名词化”，或通过“零派生”变成了名词。但是朱德熙依据“简单原则”明确地说，所谓的“名词化”和“零派生”对于汉语来说“都是人为的虚构”，这个假设是多此一举，应该承认汉语的动词本来就能做主语、宾语、定语，再说唐诗时代的人很可能根本没有“名词化”的观念。对于谓语位置上名词跟动词相对，一种说法是名词临时“变性”为动词，这种说法的不妥之处上面第二节已经说明，这里不重复。还有一种是“省略”说，说做主宾语的动词是小句省略了主语，说名词充当的谓语是省略了一个动词。但是赵元任不予认同，坚持“尽量少说省了字的原则”，吕叔湘也说不能滥用省略说，省略要讲条件，启功则说省略说“微有遁辞的嫌疑”。总之，以上三种说法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前贤都已经一一批驳过。对于名词做谓语还有一说是，名词除了指称性还有述谓性。按照这种说法，动词既有述谓性又有指称性，名词既有指称性又有述谓性，那就等于是承认汉语名词和动词不分，词无定类了，然而本文开头就已经认定，唐诗不是没有词类分别，名、动、形、副四类词是有分别的。

　　还有几种新的解释，有一种是用“词对而字不对”（跟借对是“字对而词不对”相反）来说明“宽对”。曹逢甫说，到唐朝的时候汉语双音词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在谈到词性要相同的时候“就不能再以一个汉字为单位”。例如杜甫诗“古人俱不利，谪官语悠然”，从单个字看，“不利”不能对“悠然”，但二者已经是现成语（即已经“双音词化”），内部可以不讲究相对。

　　现成语内部可以不讲究相对，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是不能解释单字的词性不对，这是多数，如“事直皇天在，归迟白发生”，“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其次，对双音或多音组合而言，事实上也不宜过分强调“词对而字不对”。拿“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一联来说，可以说“秋帆”和“古木”已经词化，内部不讲究“秋”和“古”是否字性相同，但是“青枫江”和“白帝城”是地名，更像现成语，内部却是工对。唐诗里地名人名讲究字字相对的例子多不胜举，就是曹文也说，人名“孙行者”不能随便对一个“赵守成”，还是要对“胡适之”。连绵词相对也要考虑字性，譬如“鹦鹉”只能跟“凤凰”相对，不能对“荒唐”“参差”。再次，两个相对的双音组合，经常是一个已经词化、一个还没有词化，如“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曹文也说“从戎”像是已经词化，但“未灭”明显不是。同样，讨论甚多的“夜琴知欲雨，晚簟觉新秋”一联，“新秋”也许已经词化，但“欲雨”明显不是。在汉语里一个组合是不是已经词化，实际很难明确的界定。即使已经完全词化的组合，如“悠然”（对“不利”），“然”字虽然已经像个词缀，但是仍然还保留实在的“样状”义。因此，讨论唐诗的词性对偶，还是要着眼于一个个字的字性，不管五言七言，诗人总是要尽量考虑字字相对。赵元任讲，汉语每个“字”长度和响度都大致相等，因此在节奏上呈整齐均匀的单音调，加上几乎字字都有意义，所以汉人对字的数目特别敏感，做诗（包括白话诗）和写散文都要凭借字的数目来构思。最后要说的是，字不对词也不对的情形很多，上面已举有十多个例子，从例“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到“一自分襟多岁月，相逢满眼是凄凉”，从双音词看也都是动词对名词。

　　还有一种解释也是新的，是用“结构或句型相近”来解释“宽对”。曹逢甫举例说，“邪佞每思当面唾，清贫长欠一杯钱”一联，“当面唾”对“一杯钱”，虽然字性和词性都不同，但是结构上都是“偏正结构”，因此还能通融。“几年同在此，今日各驱驰”（李白《送友生游峡中》），虽然“驱驰”对“在此”不工，但二者同为动词组，意义也对得上，因此也可以接受。“关门令尹谁能识，河上仙翁去不回”，“去不回”对“谁能识”内部结构和词性都不合，但是从“话题-说明”这个句型看，都是对前面话题的说明，语法作用相当，可以勉强拿来相对。“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刘长卿《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独立”和“轻生”一个是偏正结构一个是动宾结构，但都是句子的话题，还是可以算作宽对。

　　这种解释的问题是，“结构相近”可以放宽到什么程度？好像都由解释者自己来定。此外，曹文承认，有的诗句结构不工而论字性倒是工对，例如“轻生”对“独立”。“平明端笏陪鹓列，薄暮垂变信马归”（岑参《西掖省即事》），“信马归”对“陪鹓列”也是字字工对，但结构不对，一个是偏正结构“信马｜归”，一个是动宾结构“陪｜鹓列”。还有，即使比较严格的结构相近，如“当面唾”和“一杯钱”都属于偏正结构，也还是一个为名词组，一个为动词组，跟对偶至少要名对名、动对动的说法相抵触。

　　总之，讲诗句的对偶，词类词性不讲还好，一讲就越讲越乱，前后矛盾的说法很多，剪不断理还乱。

　　五、重新认识汉语的词类系统

　　曹逢甫说，“词类对偶一直是困扰着研究者的大问题”，我们把有待解决的难题归纳为：如果“宽对”再放宽到容许名词和动词相对，那么宽对就没有边界，造成“名动不分”，跟已经认定的事实“名动有别”相矛盾。如果“宽对”不容许名词和动词相对，那么事实存在的名动相对就跟“词性相同是对偶的底线”的认识相矛盾。究竟是“宽对是只要词性相同”这个说法有问题，还是我们对汉语词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

　　蒋绍愚在谈到对偶要词性相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所谓‘词性相同’，不能完全按照现代的语法观念”。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唐诗时代字词的词性跟现代汉语不尽相同，例如，“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唐诗时代的“歌”经常单用作动词，所以“歌”对“哭”还算对得上。“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刘长卿《送灵澈》），唐诗时代的“晚”还经常单用作名词，所以“晚”对“寺”也算对得上。另一种理解是：从《马氏文通》开始才有的“现代的语法观念”，是深受印欧语眼光支配和影响的语法观念，它不切合汉语词类的实际情形。唐诗时代和现代相比，虽然就一个个字词而言词性不尽相同，但是整个词类系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照赵元任的说法，不管是方言之间还是文白之间，“中国话其实只有一个文法”，而且王力在《汉语诗律学》里论述和判定唐诗词性的时候也是按照他在《中国现代语法》里确立的词类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更重视“现代的语法观念”带有的印欧语语法观念的烙印，探究我们现在对汉语词类的认识跟汉语的实际有什么样的偏差。这种认识或观念上的偏差集中在名词和动词的关系上，下面将逐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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