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宗规、家训

宗规、家训，是家族自己制定，要求所有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通常是由父祖长辈、族内尊长为后代子孙和族众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规范、训语和禁戒。它是建立在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之上，借助尊长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之上的各类约束，有些甚至还带有法律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存续家族、光大族望，不致因行为失当而败坏家业，灭宗绝祀。

宗规、家训的内容很广泛，来源也不一致，因而，名称很多，仅落实到家谱之中，名称大致就有家训、家诫、家教、家范、家规、家法、家仪、家约、家矩、家则、家要、家箴、家语、家言、家书、家政、家制、家订、家鉴、宗范、族范、世范、宗规、族规、宗训、宗约、族约、宗式、宗仪、宗誓、宗典、宗教、宗政、庭训、庭语、祠规、规条、条规、祖训、训言、条约、公约、墓规等数十种。

宗规、家训的最早出现，并不是在家谱之中，而是以独立的形式单本行世。宗规、家训基本上是伴随着封建宗族制度的发展而形成和完善的。总体来说，训语、禁戒等内容出现较早，宋代以前基本成熟，而家族规范、行事原则等内容，则是在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完善而逐步定型的。这也就是说，家训早于宗规，同时，也多于宗规。

早期的家训，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即被后人记载下来的非文献的活动和文献形式的文书。活动的记录要早于文书。被记录的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活动，当推《吕氏春秋。序意》中记载的黄帝“诲颛顼”文。先秦两汉文献中，诸如这种活动的记载是很多的，其中周文王的“诏太子发”、周公对儿子伯禽赴封国前的、楚相孙叙敖的 “将死戒其子”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庭训、鲁国贤母敬姜对儿子的、孟母的断机和三迁择邻等，都是非常著名的活动。汉代以后，文献形式的文书开始出现。早期大多是以书信的形式出现的，然后逐渐出现遗书、遗言的形式，最后出现正式以家诫、家范、家训命名的文书。其中著名的有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儿令》、《遗令》，嵇康的《家诫》，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羊祜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南北朝人隋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共分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劝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20篇，系统论述了他在立身处世、治家教子、养生娱乐等方面的心得，以及在考据、声韵、词章、义理等读书治学方面的经验与体会。《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训类文献的定型与规范，它的形式和内容，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家训文献。《颜氏家训》之后，有关家训、家法类文献不断出现，历代著名文人大多都有自己对子侄家人的文字，但基本上是单独行世。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大约到了元代，家谱的体例与收录范围发生变化，这种家训类文献方才被收进新修的家谱之中，成为新修家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规，可以说是家训的扩大化，即由对一个家庭子侄的扩大到整个家族之中，同时，还增加了许多需要共同遵守和强迫执行的规定性内容。宗规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东汉未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东汉末田畴率族人聚居，“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而立法多达二十余条，“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其后，这种宗规大多在大家族中能够看到，如清道光本《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首就记载唐末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 33条。陈氏家族当时是七世同居，内外二百余口，被朝廷施表为义门。宋代的赵鼎家族、陆九韶家族、浙江绍兴金氏家族，元代著名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均是数代共居，也都有本家族的宗规家法。明代以后，普通家族也开始制定自己家族的宗规，并普遍地与家训合并，刊人家谱之中。在明清两代的家谱中，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加强，宗规、家训的形式已基本定型，内容也十分完善，除了包括前代所有的内容之外，很多家谱还增加了遵圣谕、圣训等内容，宗规、家训在当时家谱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宗规、家训在家谱中并不仅仅是以一种形式出现的，有些是单独出现，但也有很多是分别出现，并冠有不同的名称。如《洪氏宗谱》中有“祖训”6条，“续训”11条；《姜氏支谱》中有 “家训”19则，“家戒”3则，“家规”18则；《辋川里姚氏宗谱》有“宗规”8条，“家训”5篇；《龙河李氏宗谱》中有“家规”8 则，“计开条规”14条。最多的当属《皖桐香山戴氏宗谱》，共有“家训”5条，“家规”8条，“家戒”25条，“计开条规”12条，共计4种。宗规、家训除单独成篇之外，有关内容还会在谱序和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或家族的扩大，旧的宗规、家训已不敷用，或有些内容陈旧落后，与朝廷法律发生冲突，需要修改或增补，而原有的宗规、家训又是出于祖宗之手，有些条款还具有一定价值，因此，两者同时保存，如《洪氏宗谱》中的“祖训”与“续训”。也有的是因为一部分内容是综合性的，原则上统一要求族人各方面，但对一些具体问题，只能再制定专门的规定，如义庄管理、祠堂条规、祭祀礼仪等。还有的是变更了形式或体裁，使之方便阅读与记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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