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在著述对像上的特征

       著述对像即家谱所记录的对像。国史和方志是以地域来确定著述对像的。而家谱则以血缘关系来区分。在著述对像上，家谱体现的特征为：

1、血统的纯一性

       旧时修谱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辨世系，明尊卑。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血缘始终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伦理问题，此间稍有差失，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紊乱，与事者则被斥为“乱伦”，在社会上颜面扫地，无以立足。与血统相较，其他任何功名显爵、尊严荣耀都要退避三舍。大家知道，许多家谱中都有攀附名人之弊，甚至有冒祖之嫌，从而使家谱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但这种攀冒，绝大多数只限于外纪和远祖，内纪和始祖、始迁祖以后，因事渉血亲，绝大都数家谱都极其严謹，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在血统方面，谁可入谱，谁不可入谱，几乎所有的宗族都有严格的规定，并用明确的文字登载于族谱之中，用以维护血统的纯一性。

2、对像的完整性

       对像的完整性是针对家谱采编人员的作业规范性要求。首先，国史和方志，其编撰者在记何人，述何事及何种规格的人方可入传等方面有一定的可控性，并可以有编者的倾向性。但家谱则不同，同一血缘集团中的任何个人，只要不是因品行等原因被削出谱，不管阿狗阿猫，一律都要收入，并要确保其排号、名讳、生卒、妻室、子女等基本情况的完整性，在世系和世传中加以体现。在这方面，家谱体现了同族成员之间的平等性，编撰者不能做任何手脚。

       另外，家谱无论与通史、断代史、编年史、方志都有本质的不同，即入编的标准不同。只要涉及族人，无论时间、地域有何差异，家谱都要尽可能采入；和族人无关，即便是天大之事，也可置之不理。

3、取舍的灵活性

       家谱的内容，在体现完整性的同时又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即便在世传之中，渉及到具体每个排号下文字的多寡，除了名讳、生卒等必备项外，其他内容可有可无，相当灵活。有的排号下只寥寥数字，有的多达上千字，其间已有天壤之別。更有甚者，家谱可以根据每个成员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为家族中突出的人物作行传、行略、家传、寿序、像赞等，甚至于可以把一个人的著作全部或部分地采入其中。如本县宋人王奕的《卧云诗集》、清人王昌业的《磐石小品》，单行本早以失传，皆因宗谱采入得以完整地保存。正因如此，家谱在保存文化遗产方面功不可没。

4、表述的个案性

       以人系事是家谱的特色。为传人、记事的目的而编写的家谱，有史学著作的共性。许多人把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作为家谱的特征。诚然，家谱存在着上述特性。家谱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由编撰者的身份决定。由于家谱的记载对象是自己的族人，编撰者大多是该姓的子孙或者亲朋好友，故而对所编撰的内容比较熟悉。特别是对本族的重要人物，耳熟能详。再者，子孙记载祖、父之事，必然唯恭唯诚，不敢马虎，也不敢苟且。这是家谱真实性的重要保证。家谱内容的丰富性，主要是指它涉及到了地方习俗、科举文化、地理状貌，以及建筑、桥梁、墓葬、古迹等，并且记载较为详细。这对后人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但笔者以为，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是一切史学著作所必备的共性。中国的史籍，无论是正史还是方志，无论是记传体、记事本末体还是编年体，其内容都包罗了一国、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国史、方志相反，鉴于种种原因，家谱一般都不直言政治和政事，它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反映是隐性的，是人们对家谱作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推理等方式抽象出来的。除了序、跋之外，家谱一般不会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量着墨，它注重的是个案的记录。也正因如此，它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反映也就更具体、更生动，但有时也可能是偏面的。

家谱在著述目的上的特征。

       家谱作为史籍，是有其明确的编撰目的的，且这种目的和其它史籍有着明显的不同。最早官修的谱牒，记录的是帝皇将相、王公大臣的世系。东汉之后，因推行九品中正制，仕途为世家大族把持，谱牒成了仕官和婚姻的重要依据，仅有官修之谱已不能满足仕族阶层之需，于是家谱就出现了。到了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确立，加上历经长期的战乱，不仅仕宦之途世家大族已无法操控，即便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得婚姻“不尙阀阅”。至此，官修宗谱已失去了仕宦和婚姻的实际用途，所以，到了宋代，政府已没有必要像魏晋南北朝隋唐那样设置专门的图谱局来搜集、编撰、管理士族的谱牒了，官修谱牒走到了尽头。而家谱的体例经欧阳修、苏洵得以奠定。于是，在朝廷的倡导、文臣的垂范之下，私修家谱遍及全国，编撰家谱的目的也由仕宦婚姻之凭籍，转而成为尊祖收族的依据。然而，作为一族之谱，它还有两个潜在的目的：

1、光前裕后

       编修家谱的直接目的可能各不相同，但最终都要归结到光前裕后之上。所谓光前，就是要把祖先的美德懿行充分地整理揭示出来，发潜德之幽光。所谓裕后，就是要用祖先辉煌的业绩、高尚的情操来陶治、激励后人，让他们壮怀激烈，奋发图强，从而创造出比前人更大的业绩，达到子孙繁衍，家族荣庞的目的。如果人人都以光前裕后为已任，由身而推于家，由家而推于族，由族而推于一姓，由一姓进而至于全国，那不正好是我们衷心希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2、隐恶扬善

        为了达到光前裕后的目的，家谱在取材和编撰过程中就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隐恶扬善。隐恶扬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谱编纂中遵循这一指导思想，那是孝道的具体体现。更何况隐恶只是不彰恶，并非抹杀恶。任何人的祖先，如果真是大奸大恶之人，即使本族宗谱不载其恶，正史、方志及和它地域相连的其它宗族的家谱中也必书之。纵观中外历史，即使是十恶不赦之徒，也可能有一言可采，一行可嘉。而在我们的正史、方志之中，往往是好人好上天，恶人恶到底。这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不仅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家谱讳其丑言恶行，传其嘉言懿行，正好从另一个侧面弥补了正史、方志之不足。所以，要想客观地了解、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家谱的记载往往弥足珍贵，有时侯甚至是无可替代。

       综上所述，和其它史籍相比，无论在例体、对象、目的诸方面，家谱这种应用范围最广、流传数量最多的历史文献，都显示出了其明显的特征。对这种特征研究得越深入，我们对家谱中保存的各种信息的把握就越全面，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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