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走出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我们讲的传统，就是不断地在延续发展，这才叫传统，如果说凝固不变了，不发展了，就不叫传统了。”楼宇烈在他的演讲过程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传统和创新的统一性，他指出中国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是一种践行的哲学，“传统本身是发展、创造、创新的概念，怎么才叫创造创新呢?人们的理解也有许多的不同，我觉得中国文化的这种创造创新，是体现在践行上的创新和创造。”楼宇烈特别提到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要走回来，“西方近代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我觉得中国的文化在今天可以为世界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的文化要为世界做出贡献，首先要运用到自己的社会中间来。文化要走出去先要走回来，我们自己把这样一些理念和精神，能够贯彻好，实践好，作出成绩才能提供给世界人民共同的享用这样一个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楼宇烈进而提供了怎样运用好中华文化、怎样活在当下的具体方案——充分理解中国文化能让我们保持对人类自我的认识，认识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驱动，认识到人是核心主体，人在自然法则下要制约和控制能动性，“保持人类的独立性、主体性，不要论为物的奴隶、科技的奴隶，要充分地管好自己，不要把人的能动性任意地没有约束地放任发展。一定要建立起生态的理念，甚至是一种科技的伦理理念，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先术后理，首器次道。海外异域，国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在国内叫得好、叫得响的作品、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响；反之亦然。想当然把国内的做法，运用到国际上传播，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在国内传播传统文化，我们一般是先从理论上讲其重要意义，解决认识问题，然后再着手贯彻实施具体项目。而在他国，相关背景缺乏，文化圈差异带来的理念截然相异，对我了解有深有浅，感情有好有差，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不一，认知不等于认同，因此或许正好相反：先实施具体的文化项目。如此说来，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特别是，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实证和器物层面上多下工夫，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主动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热情的学习。 《意见》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在例举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实用价值。有谁能拒绝一个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们包含神奇针灸、丰富多彩的医药，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饮食，养生技击一体的武术健身等，颐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对其他国度的人民亦大有补益。像园林、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千百年来熏染陶冶出来的精神产品结晶，情感色彩浓厚，如音乐被称为“无国界的语言”，自然也能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中华典籍、中国文物闻名于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寻文明根源的惊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质的、感性的表层上相互接触，然后慢慢深入至神经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础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来一起研究，然后进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们所说的汉学交流、智库合作、图书出版，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展开和扩大。 第二，在传播方式上，途径不一，模式多样。任何文明、文化传播，都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来往有限。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大踏步提高，国家和民族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但文明主体的互动染上了大规模殖民和战争的色彩。世纪之交，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信息瞬间传递、扩散的“村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主办，26国学网承办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有专家就提出：应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我们理解，《意见》提出的“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较大主动性的文化中介机构或人员：比如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还有华侨华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驻外机构、中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一个是双方合作开展的活动项目，比如说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主动的一方）；一个是对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参与进去。这样看来，只要积极性调动起来，并给予适当政策鼓励甚至资助扶持，机会还是很多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图谋不同，我们不是去故意搞乱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强调了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工具，受众庞杂；“群体传播”相对范围小，针对的是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起来的集合体；“人际传播”专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官参与度高，可使用语言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还和经济利益挂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文化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外，出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是卖产品（成本+利润），现在是卖品牌、卖文化、卖价值观。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利润最大产业之一。但是，不要说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和日韩相比，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是很低的——这与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年攀升，潜力巨大。为此，要充分运用我们的经济对外贸易、“企业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础，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开放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扩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得双方受益、多方获利。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么？恐怕一下子也很难讲清楚，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互通有无、友好协商，切忌自以为是、单向流动。在传播我方文化活动、文化理念的同时，还应注意发掘和汲取所在国的文化精髓。传播、交流实质是不同文明的对话。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自身，对我们在今天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外来的比对“刺激”因素。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能够回到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 第三，在传播目标上，虚实结合，互利共赢。所谓“实”，就是让交流的双方能够受益得利；所谓“虚”，就是《意见》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这是我们单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向对方的好故事、好声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学习。 “故事”在传播交流中最富有亲和力、感染力。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传达的信息可看可听，大家都乐于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汇聚和表征中国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炼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有利于我们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