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宋代和元代方志学发展的基本概况和主要成就

　　中国 方志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其记述的内容、形式、名称是不尽相同的。方志名称的演变，反映着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在方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名称有的因曼当时 史书名目变化的影响，把一些 志书的名称叫做“记”、“书”、“史”、“典”、“考”、“鉴”、“览”等；有的则随志书的内容偏重某一方面而得名。偏重地理的以“地理”、“沿革”、“指南”等为名；偏重掌故的常名为“掌故”、“典”、“故”等；偏重文征的则以“备征志”、“足征录”、“文献备考”等取名。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同一 地域内多次 修志的，往往以“新”、“旧”、“前”、“后”、“续”、“补、“重修”、“新纂”等加以区别。还有随 历代建置的变迁，同一地方在历史上几易名称，其 志名也就随之而别。如苏州有吴、吴地、吴州、 吴郡、苏州、平江等不同 称谓，还有姑苏、 吴门、 吴中等 别名，因此，苏州的方志，也就有《吴地记》、《苏州图经》、《 吴郡志》、《 姑苏志》等多种不同的名称。也曾有一些志书的编修者，为了表现其崇高典雅，将其志书故意用地方的 旧名或别名相称。如《齐乘》，实际上是山东志；卢镇的《琴川志》则是《常熟志》；汪中的《 广陵 通典》又是《 扬州志》，等等。类别繁多，形形色色，难以尽述。但大多是名异而实同。进入近现代以后，一般都通称为志，只是据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专业范围及其内容而确定名称。
　　方志的 源流及其发展
　　我国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悠久的历史到底何为之源，可谓人人殊异，各执一端。据刘纬毅先生初步统计就有十七种 说法。黄苇先生在《方志 渊源考辨》一文中写道：“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 周官》、《 禹贡》和《 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 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 一源，而是多源”。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说法。上述种种说法，大都限于从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或某 一本书讲起，殊不知某一本书，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方志的初级形态
　　中国方志源于 远古时期的人们的打绳结、刻划、图绘。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其它 著述同源异流，互为影响，而又各自独立发展。方志的萌芽时期，可能是记述单一或单项 事物的。由于文字 导源于刻划图绘，因此方志的表达形式是由图到图经，再向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为辅过渡的；方志的体式则是由单一或单项记述向综合性记述发展的。这是由 中国社会的发展、土地的吞并与拓展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
　　方志的基本定型
　　在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上，有一部书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晋常璩的《 华阳国志》。这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 地方志。它记载了 公元 四世纪 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 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 史籍。
　　方志的 鼎盛时期及 方志学的产生
　　两宋时期，地方志盛兴。不仅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相当发达， 成就十分显著。这与当时 统治者的倡导和 外族的频繁进击是分不开的。 赵匡胤建立 北宋 王朝后，曾三令五申，要各个 州郡编造图经，纂修志书。据 宋史记载，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不久，就下令规定：“凡土地所分， 风俗所尚，具 古今兴废之图， 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后来，又命令 大臣 卢多逊 等人重修天下图经。 真宗在位时，也下诏由李宗谔等负责，纂修了《详 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徽宗时， 朝廷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开了 后世官方修志的先河。 南宋时期，虽然偏安于一方，政治上没有什么 建树，军事上已为 金兵所迫，但在纂修地方志方面，却做出了成绩。由于外族进击，许多有识之士借纂修方志来表达对 邦国之爱，纷纷私家修志，产生了大量的私人著述。
　　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很多。如李宗谔《详符州县图经》、 乐史《 太平 寰宇记》、王存《 元丰九域志》和欧阳志的《 舆地广记》、 祝穆的《 方舆胜览》、 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 宋敏求的《 长安志》、 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 潜说友的《 临安志》、 范成大的《吴郡志》等等，都是著称于世、很有影响的志书。正如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的“方志之书，至 赵宋而 体例始备。举凡舆图、 疆域、 山川、 名胜、建置、 职官、 赋税、 物产、 乡里、风俗、人物、方伎、 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不象隋唐以前那样“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 风土、人物、物产数种”了。
　　地方志在 宋代能有这样的发展，不但同统治者重视修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所提供的条件相联系。同时汉唐以来地方志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宋代方志的发展准备了 经验和奠定了 基础。
　　宋代由于方志盛行，便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总结便成了方志 理论。宋代方志理论的研究 风气是比较浓厚的，许多纂修方志的人，都在志书的“序”和“跋”里阐述了各自的修志主张和 见解。他们谈论的内容一是关于修志的目的和 意义，二是如何编写方志问题。 许多人都认为，方志在“资政”方面，“有补于世”，可以“告后之为政”，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教化”方面，则可以借 先哲往事使 后人砥砺名节， 正风定俗，有 楷模和警策的作用，便于向人们灌输封建道德思想。
　　宋代在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内容和理论等方面都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 朝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后世的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代是 中国历史上 国力强盛的时期。《 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封建王朝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 辽左，南越海表”，广袤辽阔。但是这个强大王朝的显著成就只限于军事征战。从历史上看， 元朝残暴、落后的统治，不但使社会生产的发展迟滞，甚至出现部分逆转，而且思想文化领域也受到严厉的统治。因而，给地方志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元统治的九十年中，纂修的州 县志数量很少，见于著录的不超过一百六十部；方志理论的研究之风也极不景气。
　　马端临与《 文献通考》
　　马端临特别推崇 唐朝 杜佑的《通典》和南宋 郑樵《通志》。而对于 班固等写 断代史的 作家，则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丢掉了“会通因仍之道”。他站在 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修史的目的在于考察历代统治者 兴亡盛衰的原因，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 经验教训，这就必须对历代王朝的 典章制度做一番考订工作。所以，从 早年起，他就决心以《通典》为蓝本，“采摭诸书”，重编一部记述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 专著，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完成，取名《文献通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刊行于世。
　　《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 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人们说，读《通鉴》而不读《 通考》，就好比读“纪、传”而不读“志、表”，只知 一代的人物 事迹，而不知一代的典章制度。相反，如只读《通考》而不读《通鉴》，犹如知“志、表”而不知“纪、传”。所以，只有两部书结合起来读，才会对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有个较全面的认识。可见，《文献通考》在我国浩渺的史籍中是有很重要的 地位的。而马端临的卓越 贡献，当为 世代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