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唐代不能算是道教的鼎盛时期，但被道教尊为始祖的老子在唐代却享受到了其他历朝历代都无法享受到的殊荣。唐高宗乾封元年加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至唐玄宗更是对老子大封特封，天宝二年封其为“大圣祖太上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又尊封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至天宝十八年又改封为“大圣祖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为什么唐朝对老子如此的情有独钟，不惜血本的对其大封特封呢？因为李唐皇帝一厢情愿的认为他们的远祖就是大名鼎鼎连孔子都要向他问礼的老子，因为老子也姓李。同时唐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并刻石幢以传后世。不管唐玄宗说的有没有真凭实据，或干脆就是信口胡诌，但既然皇帝说了也就没人敢去认真，于是全国州以上的官斋内都竞相建起了刻有《道德经》的道德经幢。

位于易州城兴龙观遗址上的道德经幢就建于唐朝开元年间，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存完好形体最大的道德经幢。据史料载，易县道德经幢始建于唐代开元26年。幢身为汉白玉石质，由顶、身、座三部分组成。幢顶为屋顶式，由一整块巨石雕成，高38厘米。幢身为八柱体，高4.29米，直径90厘米，每面宽40至42厘米不等。由两块洁白的汉白玉衔接雕成。幢身正面正楷大字竖书“太上玄元皇帝道德经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注”，下列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敕文。各面镌刻老子《道德经》，尾题“易州刺史兼高阳军使赏紫金鱼袋上柱国田仁奉敕立”，以下为历代增刻的官职名次。幢身之下为幢座。幢座为一石雕仰莲，高25厘米，直径1.1米。在唐代州以上的官斋到底有多少，我们没办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项非常浩大的工程。这样的工程要花去多少黄金白银我们姑且不论――在极度繁荣的唐朝花点钱或许真的算不了什么，但如果这花去的黄金白银仅仅是为了某些人的一时兴起，便要冒认名人作祖宗，就要大肆挥霍，哪怕他是皇帝也很难让人心平气和。谁也不能否认李唐封建王朝是颇长中国人志气的朝代，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都呈现出一派洋洋的大国风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国的君主，不知为什么不知在治国安邦上殚思竭虑，却要挖空心思地找出早已死去成千上百年的老子李耳来认祖宗？看来，即使是当了皇帝也难免会犯追星的毛病，比当今的追星族者流也高明不到那里去，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和明星攀上了亲戚自己的身价也会跟着涨起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头把性，追追星就追追吧，或许真会从这类星那类星那里沾来些星光，使自己也灿烂一把呢。位居九五的皇帝再去追星，就很让人捧腹了。我们姑且认定老子就是李唐的祖宗，但谁也不会把有了名人当祖宗作为李氏家族就理应当皇帝的理由，也不会把李世民“贞观之治”等功劳记到老子的名下，更没人因了李唐王朝认了老子这个祖宗，就把唐朝的灭亡的罪名强加到李耳的头上。也不能说老子这些做了皇帝的的“子孙们”，是什么孝子贤孙，要不为何违背祖宗“绝圣弃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遗训”，而大搞家天下集权制呢？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并没有因为李唐认了老子这样的名人作祖宗改变自己的轨迹。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损老子和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的意思，同时唐朝统治者的头脑一热，尽管有些可笑，却阴错阳差的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宝贵遗产。易州的老子道德经幢成为除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帛书之外，我国校译《道德经》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  

说到经幢的艺术价值，当首推幢上经文的书法艺术。经文的书写者，相传为唐代著名书法家苏灵芝，然而遍寻幢身也找不到苏氏名款。对照现存于易县苏灵芝亲书的《易州铁象碑颂》、《梦真客敕碑》以及现存于保定莲池书院的《田公德政碑》等，与易州道德经幢之书确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苏氏曾于唐开元年间任易州录事，与建幢时间极相吻合，可见传言并非虚妄。但又为何经幢上没有苏灵芝的名款呢？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苏灵芝曾有过一段投靠叛军安禄山的不光彩历史，所以其名号也就没有资格被刻到李唐祖宗的经幢上。从投靠叛军一节来看，苏灵芝的确不敢让人恭维。作为与颜真卿齐名的书法大家，我们又没有丝毫的理由因其行为不轨而否认他书法上的艺术成就。因为安禄山与书法艺术绝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还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从这些辩证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让老子来评判苏灵芝的话，他决不会像后人那样，动不动就犯以管窥豹的毛病。但是，喜欢以偏概全对人和事求全责备似乎是人类的通病。其实，李唐的统治者犯的也是这类毛病，找个名人作祖宗招摇撞骗还可以，若真以为有了名人祖宗就可以安邦治国，不仅可笑，而且还彻头彻尾的偏离了祖宗“道可道，非常道”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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