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乐器之王“乌德”华丽转身为中国“琵琶”，显然是经过了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其间，它涉及到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民族习性、审美理念、演奏习惯，再加上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那么，是否能够理出一条“乌德”华丽转身为“琵琶”的主线呢？笔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那就是随着乐器演奏姿势的改变而“转身”。我们现在只要以当今各种中西弹拨乐器的持琴姿势来加以比对，再对照古代历史文献的记录等，就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演变的主线来。

首先，从演奏姿势入手能够直达之所以乐器华丽转身的核心。因为古今虽然人们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但是对于人体本身来说却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特别是人有两只手，每个手有五个手指，任何手指反关节动作或其他不可操作的动作，历史上不行，今天肯定也是不行的。从这一点上看，唐代的反弹琵琶其实它的舞蹈象征意义超过实际演奏的意义。或就是古代乐简，简单地弹几下看来是可行的，复杂的节奏音符和技巧肯定是奏不出来的。

琵琶

另外，像华彦钧（阿炳）有时常头顶琵琶弹奏，那也只能是扫拂几下招揽听众而已，要确实表演《龙船》等乐曲还得放下来演奏才行。即使是唐代白居易的《琵琶行》诗，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人就认为那时的琵琶演奏已经是竖抱的了。实际上琵琶女只是竖抱乐器不无羞涩，半遮着面走到客人面前，到正式演奏时还是要坐下横或斜抱琵琶弹奏的。试想今天我们上台琵琶独奏，如果横拿着琴像个螃蟹似的那样出场不难看死了?我们都是手握着乐器颈部提拎着乐器出场的，连竖抱都不行，因为姿势不雅。

其次，西亚的“乌德”等弹拨乐器，都是一些骑在马或骆驼上弹奏的便携式弹拨乐器。因此，估计这种乐器大概率先产生于游牧民族当中。而我国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所以大多数的乐器都是放在桌子上席地而坐弹奏的。当然，像两河流域也很早进入农耕社会，只是他们边域有很大的沙漠，被游牧民族所包围。可能是由于中国人与生带来的习性等原因，使流入的这些便携式乐器改变了演奏姿势。先说桌子，是源自于我国，最早的桌子就是既矮又小的“案”和“几”，也就是乐器放在“案”或“几”上弹奏，如琴、瑟、筝之类。我国北方的“炕”，坐在炕上将乐器平置在“案”和“几”上弹奏。以我国汉代传入日本的榻榻米来说，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它没有凳子常盘坐在榻榻米上，拿个低矮的“案”或“几”，放上乐器就能弹奏了。或就是像朝鲜的伽耶琴那样，一头放在右腿上一头放在地上弹奏。而凳子(“马扎”)，源自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床”，东汉始传入，后来中国人开始逐渐坐在凳子上弹奏这些乐器了。因此，“乌德”等外来的便携式弹拨乐器，进入中国以后就渐渐改为席地而坐或坐在凳子上弹奏。这样，不但乐器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演奏姿势与方法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骑在马或骆驼上大都采用横抱甚至下水平方向倒抱的姿势，由于乐器的背面较为隆起，声音共鸣较大，头部为曲项可见其弦的张力较大，横抱用较大的拨子弹奏的。而且，乐器呈梨形状，故而相位(音位)较少只有四个，这种姿势也不利于下面继续发展音位(品位)。当然，那时通常并不称为“横抱”，可能是“横”字不雅仅称“抱琵琶”的。如唐王建《赛神曲》:“男抱琵琶女作舞”；白居易《五弦》:“赵叟抱五弦，宛转当胸抚。”

琵琶

由于相对乐器不是很大，一般是抱在怀中演奏的。后来进入我国中原后，就以席地而坐演奏为主，这样，不得不改为横抱或上水平方向的斜抱，正像今天吉他等横、斜抱乐器演奏姿势那样。在敦煌莫高窟等大量的壁画中，可以见到各种横、斜抱演奏琵琶的图像。有人统计敦煌壁画中琵琶的图形出现最多，可以说凡画有音乐形象之处必绘有琵琶，其形制也多种多样。仅莫高窟中就绘有琵琶700多个，居各乐器之首。这些壁画中比较典型的如北魏天水麦积山78窟琵琶伎的弹奏姿势，乐器横抱稍向上，琴体卡靠在胸、臂、肘之间用拨子弹奏，现在新疆的热瓦普演奏姿势大致就是这样，仅共鸣箱形制和大小有所不同。其实，那时将乐器称为琵琶也是不很合适的，因为它基本上还是乌德乐器，它远还没有起步进行改制。只是中国人根据演奏的声响与动作，在名称上出现了“琵琶”一词，以替代外国的“乌德”一词。

那么，据历史文献记载，那时直项长颈类弹奏乐器是用手指弹奏的，而曲项短颈类弹奏乐器是用拨子弹奏的。长颈类弹奏乐器就如今天的阮和三弦一类的乐器，有人认为它是远古的“弦鼗”发展而来的。其实，远在汉代傅玄的《琵琶赋·序》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他虽然提到了这种乐器形成的两种可能，一种是“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一种是“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但是，它最后还是肯定“以意断之，乌孙（笔者注：是那时中国周边西域36国之一）近焉。”这个问题争论了近两千多年，其实还是很好判断的。一是那个时期我国根本没有那些骑在马或骆驼上弹奏的便携式乐器，这一类乐器都是外族或外国流入进来的。二是“弦鼗”如骑在马或骆驼上拨弄几下是可能的，但要改成后世三弦式的乐器谈何容易?先不说三弦要直至元代才出现，而且，二者体积相差过大，出音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因为同样用一个“鼓”字，前者是“敲鼓”的“鼓”，后者是“鼓弦”的“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演奏方式。

乐器琵琶

现在有人将琵琶分为两类，即所谓中国琵琶和外国琵琶，现在的琵琶就是这两种琵琶交融而形成的。这种讲法似乎看来面面俱到、非常公允，其实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形的。笔者同意音乐学家沈知白的论点，就是汉代从西域传入的是长颈类弹奏乐器，以后就被称为“秦汉子”。据民族音乐学家丘琼荪研究，此“秦”不是嬴秦之秦，而是苻秦之秦。因此，苦长城之役而改制而成之说是不牢靠的。到了晋代由于阮咸善于演奏这种乐器，又被称为“阮咸”，简称为“阮”。而南北朝传入的则是短颈类弹奏乐器，这就是我们今天琵琶的最初形态。只是在较早的时期，琵琶是这类外族弹奏乐器的总称或泛称而已。长颈类琵琶传入阿拉伯称为“弹布尔”(tanbur)，中国的阮咸也属于这一类；短颈类琵琶就是古波斯的“乌德”，称为Barbat，中国翻译成“琵琶”。于是，在论述琵琶发展史时，虽然可以提及早期“琵琶”作为泛称时，其名称也包括了长颈类弹奏乐器。但一旦“乌德”流入进来之后，我国琵琶的发展进程，就很清楚是由“乌德”单独直接华丽转身而来的。因此，没有必要再用很多篇幅来论及长颈类弹奏乐器，更不能错误地把这种长颈类弹奏乐器称为中国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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